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某家大型公司不仅仅统治着互联网,而是拥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甚至拥有发行货币、发动战争的合法权利,你会作何感想?
再试想一下,如果这家科技公司的CEO有权向数千万人征税,并能将任何拒绝付款的人投入私人监狱,这听起来像不像一部反乌托邦的科幻惊悚片?
但这并非虚构,而是真真切切的历史。这就是“可敬的东印度公司”的故事。
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常读到“大英帝国征服了印度”,脑海中浮现的是身穿红衣的英国士兵在米字旗下为了国王和国家冲锋陷阵。
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征服印度的不只是英国政府,更是一家私人公司;驱动这场征服的不是意识形态、宗教或国家荣耀,而是赤裸裸的“股东价值”。
这是一家诞生于伦敦一间狭小办公室、只有几名员工的初创公司,最终却成长为一个统治着2亿人口的庞然大物。
为了让资产负债表好看,为了让伦敦的股东按时收到分红,它不惜摧毁地球上最富有的文明之一,用冷冰冰的账本制造了人类史上最惨烈的人为饥荒。
这就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无情的“独角兽”企业,如何吞噬一个次大陆的血腥实录。
疯狂的“独角兽”
要把时钟拨回到1600年的伦敦。那时的伦敦脏乱差,刚刚从瘟疫中恢复,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虽然在位,但皇室国库空虚。
而在伦敦金融城的一栋建筑里,218名商人正聚在一起,密谋一件大事:打破荷兰对香料贸易的垄断。
那是香料比黄金还贵的年代。为了分一杯羹,商人们向女王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商业概念——“股份制公司”。
在过去,生意失败意味着家族倾家荡产,但股份制允许数百人投资,无论船沉了还是生意黄了,损失仅限于投资额,这就叫“有限责任”。
这个机制瞬间集结了巨额资本。女王同意了,在1600年除夕颁发了皇家特许状,“东印度公司”就此诞生。
它拥有好望角以东的所有贸易垄断权,更重要的是,它有权武装自己的船只。
起初,这家公司过得很惨。它们试图去印尼抢香料,结果被强大的荷兰人暴打,1623年甚至被屠杀并踢出了香料群岛。走投无路之下,公司把目光转向了印度。
当第一批公司船只抵达印度海岸时,他们就像乞丐敲开了皇宫的大门。
17世纪的莫卧儿帝国是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统治着全球四分之一的制造业产能。
德里和阿格拉的繁华程度超过了伦敦和巴黎的总和。莫卧儿皇帝坐在镶满钻石红宝石的“孔雀宝座”上,这一把椅子的价值就超过了整个英格兰的年度预算。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英国商人卑躬屈膝,请求皇帝允许他们建立小小的仓库(他们称之为“工厂”)。
皇帝贾汉吉尔看着这些穿羊毛衣服、脸色苍白的怪人,觉得挺逗,随手赏了几个贸易站。
接下来的百年里,东印度公司就像个老实巴交的生意人,用白银购买棉花、丝绸和靛蓝,恭顺地向皇帝纳贡。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皇帝动动手指,莫卧儿大军就能像碾死蚂蚁一样碾死他们。
但商业就像活的有机体,它不仅想生存,更想无限扩张。18世纪初,机会来了。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去世,帝国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中央集权崩溃。
在伦敦的董事们眼中,混乱就是阶梯。他们意识到,在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里,单纯做商人是不够的,必须成为强盗。
公司开始招募当地雇佣兵,加固仓库,甚至干预当地王子的政治斗争。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商业逻辑:与其花全价买货,不如扶植一个傀儡统治者,让他给自己免税。
转折点发生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公司的对手是孟加拉的纳瓦布(统治者)西拉杰·乌达拉,一个受够了公司傲慢态度的年轻君主。
公司派出的指挥官罗伯特·克莱夫,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他不是职业军人,原本只是个在仓库里数豆子的办事员,但他性格暴躁、野心勃勃,是个天生的反社会人格者——简直就是为这家军事化公司量身定做的CEO。
克莱夫带着3000人去迎战纳瓦布的5万人马和法国重炮,这看起来是自杀任务。
但普拉西根本不是一场战役,而是一笔商业交易。克莱夫知道打不赢,所以他打开了公司的支票簿,买通了纳瓦布的大将军米尔·贾法尔。
交易很简单:你按兵不动,我让你做新的统治者。
战场上,纳瓦布绝望地看着自己的骑兵冲锋,而大将军米尔·贾法尔却按兵不动,数万大军成了看客。克莱夫几乎没开几枪就赢得了一个法国大小的省份。
但这仅仅是开始。公司扶植了米尔·贾法尔,然后递给他一张天价账单。为了支付这笔“拥立费”,孟加拉国库被洗劫一空,无数金银珠宝装船运往加尔各答。
克莱夫本人一夜暴富,成为欧洲首富。他后来无耻地对议会说:“考虑到我当时面临的机会,我都惊讶于我自己的克制。”
至此,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商人们尝到了权力的血腥味,他们发现抢劫比做生意赚钱快多了。
死亡账本
洗劫国库毕竟是一次性买卖,聪明的资本家很快发现了一种更长久的商业模式:为什么要从伦敦运白银来买印度的丝绸?为什么不直接用印度人的税款来买他们自己的商品?
1765年,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皇帝被迫授予公司“迪瓦尼”权——即在孟加拉等地征收税收的权利。
一夜之间,一家私人公司变成了2000万人的税务官。狐狸终于成了鸡舍的管理员。
接下来的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公司以企业会计的冷酷效率来经营这片土地。他们毫不关心收成好坏,毫不关心农民死活,他们关心的只有伦敦股东期待的股息。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在部分地区疯狂加税,并强迫农民改种鸦片和靛蓝等经济作物,因为这些东西出口更赚钱。
这种竭泽而渔的疯狂,直接导致了1770年的孟加拉大饥荒。
那是圣经级别的灾难。旱灾降临,庄稼枯萎。如果是以前的本土统治者,此时会开仓放粮或减免税收。
但东印度公司没有,因为“减税”不符合财务报表的逻辑。相反,为了弥补旱灾造成的损失,公司甚至在饥荒年份提高了税率。
结果是毁灭性的。人们死在田野里,死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由于死人太多,连埋葬都来不及,恒河里塞满了腐烂的尸体。孟加拉三分之一的人口——整整1000万人——被活活饿死。
这是足以让任何有良知的人夜不能寐的惨剧。
然而,就在孟加拉遍地饿殍的同时,公司的商船依然满载着丝绸和棉布驶向伦敦,公司的股价保持稳定,伦敦的股东们按时收到了丰厚的分红。
那些从印度归来的公司高管,个个富得流油,被称为“Nabobs(土豪)”,他们买下庄园,买下议会席位,用沾满鲜血的黄金腐蚀了英国的政治。
然而,压迫终有极限。
1857年,公司已经统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区。这一代新的公司管理者傲慢、种族主义,他们引进了传教士试图改变印度人的信仰,发明了“丧失权利论”来吞并王公的土地。
最致命的导火索是子弹——传言新式恩菲尔德步枪的纸质弹药筒涂了牛油和猪油。士兵必须用牙齿咬开它,这同时亵渎了印度教徒(敬牛)和穆斯林(忌猪)的信仰。
士兵们感觉被背叛了。他们为公司卖命百年,却被公司视为随时可以替换的耗材。
怒火终于爆发,这一年,印度民族大起义(英国人称之为兵变)开始了。愤怒的印度士兵调转枪口,杀死了英国军官,攻占了德里。
虽然公司凭借电报、轮船和残酷的镇压手段最终平息了起义——他们把反叛者绑在炮口上轰成碎片,将无数村庄烧成白地——但这已是回光返照。
1858年,英国通过法案,将东印度公司的领土、军队和资产收归国有。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1874年,公司正式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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