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和尚,为什么结局如此不同?

16岁的刘应成走进了少林寺,拜释行正长老为师,法号释永信。那时候的少林寺还就是个普通寺庙,香火不旺,日子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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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台湾花莲有个叫王锦云的女子,法号证严,已经出家15年了。

1966年的某一天,她带着弟子去花莲凤林镇的诊所探望信众,刚走进诊所大门,一滩暗红的血迹就映入眼帘。

顺着血迹望去,墙角蜷缩着几位满脸愁容的原住民,地上还放着一把破旧的木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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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诊所护士告知,这滩血来自一位叫陈秋吟的难产妇女,她从东海岸丰滨乡出发,被四位亲友用木椅轮流抬了8个小时才赶到诊所。

可因为凑不齐8000元新台币的保证金,医生拒绝为她接生,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被抬回偏远的家乡,等待未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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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低头看着地上的那滩血迹,仿佛那位产妇痛苦的呻吟就在耳边回响,这一幕让她彻夜难眠,也让她下定决心:“出家人不能只在寺庙里清修,要走出山门,去救那些受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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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第二天,她召集了5名弟子和30位信众,在普明寺的一间小屋里成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

初期的慈善之路走得异常艰难,她们没有资金,就靠着缝制婴儿鞋赚钱。

在那个时候,手指被针扎破是常事,鲜血滴在布料上,她们就用布条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干活,一天下来只能赚24元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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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她发起了“竹筒岁月”活动,鼓励信众每天节省5毛钱菜钱,投入专门的竹筒里,她自己也以身作则,每天的饮食只留够基本营养,把省下来的钱都放进竹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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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位家境贫寒的阿婆拄着拐杖来到寺庙,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层层包裹的信封,里面是她攒了半年的零钱,总共只有几十元,阿婆说“法师,我没什么本事,这点钱希望能帮到那些受苦的人。”

证严法师双手接过信封,眼眶湿润着向阿婆鞠躬,这份沉甸甸的信任,让她更加坚定了行善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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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花莲慈济医院时,资金缺口巨大,有人给她牵线,一位商人愿意捐赠2亿美元,条件是在医院冠名。

证严法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说“慈善事业不能沾染上商业气息,医院是为民众服务的,不能成为某个人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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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集资金,她带着弟子们挨家挨户拜访信众,从城市到乡村,从台湾北部到南部,她们的脚步遍布宝岛各地。

有一次在偏远的山村,村民们生活困苦,却你一元我五角地凑钱,一位老农把家里仅有的一袋稻谷卖掉,将钱全部捐了出来说“法师,稻谷吃完了还能再种,可有人等着救命,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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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靠着无数人的点滴捐助,经过7年的艰辛筹措,花莲慈济医院在一片荒烟蔓草间拔地而起。

医院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子“免收保证金,救死扶伤优先”,这一举措不仅让无数贫困患者受益,更带动了台湾“卫生署”通令全台医院比照办理,直接推动了台湾医疗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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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证严法师的慈善事业不断拓展:1989年,她创办护理学校,培养专业的医护人才。

1993年,成立医学院和骨髓库,如今慈济骨髓库已成为全球第三大骨髓库,累计促成数千例骨髓配对,让无数白血病患者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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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慈济志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受灾民众提供物资救助和心理疏导。

印尼海啸、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灾害现场,总能看到身着蓝色马甲的慈济志工,他们带着救援物资,搭建临时避难所,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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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慈济的分会已遍布136个国家和地区,志愿者人数超过400万,而八十七岁高龄的证严法师,依然保持着凌晨4点起床的习惯,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全球慈善工作汇报。

她的生活依旧简朴,身上的僧袍洗得发白,饮食只有青菜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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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释永信,他接手少林寺后的选择,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1982年电影《少林寺》爆火,1角钱的票价创下1.6亿元票房,让这个破败的寺庙一夜成名。

释永信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1986年就牵头成立了少林寺拳法研究院,第二年又组建了武僧团,不仅在国内演出,还频繁出国,把少林功夫变成了“赚钱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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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释永信正式主持少林寺事务后,商业化的脚步越走越快。

他注册了700多个商标,涵盖食品、服装、影视等各个领域,生怕“少林”这个IP浪费。

1998年成立了中国佛教界第一家公司,专门做旅游开发和产品销售。

后来又开了淘宝店卖佛教用品,和游戏公司合作开发少林题材手游,甚至让少林药局推出活络膏、灵芝茶等产品,一年销售额就突破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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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运作下,少林寺彻底摆脱了“清苦”的标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商业帝国”。

数据显示,2010年时,少林寺的旅游收入就占了登封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2019年游客峰值达420万人次,旅游相关总收入超12亿元。

2022年,少林寺旗下公司还以4.52亿元拍下郑州一块土地,进军房地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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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争议:寺内高价香最低400元、最高10万元,景区商铺租金高达百万,开光饰品价格虚高,这些都让“佛门清净地”变成了“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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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释永信的行为不仅偏离了佛教本质,还触碰了法律红线。

2025年7月,少林寺管理处发布通报,证实释永信涉嫌挪用侵占寺院资产、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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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中国佛教协会注销了他的戒牒,同年11月,检察机关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对他批准逮捕。

这个曾经的“最年轻方丈”,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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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出家人,同样面对“改变处境”的选择,为什么结局会如此不同?核心其实很简单:初心不一样,走的路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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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严法师的初心,是“不忍众生苦”。

她看到别人受难,想到的是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从五毛钱、一双婴儿鞋做起,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公益,不搞商业、不谈政治,只专注于济贫救苦。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实在,救助的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迹可循,数据和案例摆在那里,让人不得不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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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释永信的初心,从一开始就偏向了“利己”。

他利用少林寺的品牌和资源,把宗教变成了生意,把戒律抛在脑后。

他追求的是商业利益和个人名利,虽然把少林寺做得“有钱有势”,但却忘了出家人该有的清净和慈悲。

最终,商业帝国的泡沫破灭,违法违纪的行为被查处,也是必然结果。

后来,证严法师被联合国授予“全球佛教领袖贡献奖”,慈济被多个国家列为“最受信任的公益组织”,她本人一生获得无数荣誉,却始终低调谦逊,说“我只是个平凡的出家人”。

而释永信曾被网友称为“CEO方丈”,最终因违法犯罪被查处,少林寺的声誉一落千丈,不少信众感叹“再也不信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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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宗教场所不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是不能丢了根本。

证严法师的慈济会也用现代方式做公益,搞基金会、建医院、做骨髓库,但始终围绕“慈悲济世”的核心。

而释永信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化本身,而在于把商业化当成了唯一目的,甚至为了利益突破法律和戒律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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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释永信被查,大家再回头看证严法师的坚守,才更清楚地明白:真正让人钦佩的,从来不是你赚了多少钱、建了多大的版图,而是在拥有权力和资源后,还能守住初心,还能想着帮助别人。

同样是穿袈裟的人,有人把一生献给了众生,有人把寺庙变成了自己的“摇钱树”,这样的对比,确实是天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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