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给洛阳的炮兵旅长黄永安发去密电，让他马上封锁机场。黄永安却拿着电报，去找祝绍周告了密。
12月12日，背负了多年“不抵抗将军”罪名的张学良，终于硬气了一回，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通力合作，在陕西临潼“捉蒋”成功。
作为国民政府的一把手，蒋介石树大根深，要想成功实行“兵谏”，“捉蒋”只是第一步。此时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稳定住形势，让南京及其周边的中央军无法西进。
关键时刻，张学良将希望寄托在了“嫡系中的嫡系” 黄永安身上。黄永安是吉林人，保定军校炮兵科毕业，长期跟随张学良左右。少帅将其由东北军炮兵第四团排长、连长，一路提拔到旅长。
就在不久之前，张学良利用到南京“觐见”蒋介石的机会，多加赞赏黄永安，使得后者从铨叙上校衔直接升到了少将衔。可以说，张学良对黄永安的知遇和提携之恩，足以让其他东北军将领羡慕嫉妒恨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张学良给驻军洛阳的黄永安发去了十万火急加密电报，要求他一方面“ 接应南下的53军”，另一方面“协同洛阳军分区东北军教导团攻占陆军、空军军校，封锁洛阳机场，切断洛阳以东交通”。
电报中所说的“53军”，由张学良的另外一个嫡系万福麟指挥，当时正在驻守保定。张学良给他的命令是“迅速南下，抢占郑州，阻断陇海线”。
从军事部署的角度讲，张学良这两道命令，是非常老辣与周密的，如果不折不扣的得以贯彻执行，将占据极大的主动。只可惜，这两个被张学良无比信任的手下，全部都出了问题。
先说万福麟，在接到命令后，他玩了一招“按兵不动”，以“坐山观虎斗”的心态坐观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万福麟保持中立，对于张学良的杀伤还不是那么大，也是容易被之后各学派史学专家理解。毕竟，与蒋介石和中央军作对，属于“犯上作乱”，形势稍微有变，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反而是被张学良“专宠”的黄永安，带来的却是最大的伤害。驻守洛阳后，黄永安与当地军政大佬完全打成了一片，其中，与顶头上司洛阳警备司令兼中央军事学院军分校校长祝绍周更是关系火热。
黄永安将张学良的电报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之后，衣服已经被冷汗浸湿，整个人也陷入了两难之中。
一方面，是张学良多年来的恩情，况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不执行命令，感情上过不去不说，其他东北军同僚怎么看待自己，张学良怎么看待自己呢？
另一方面，是当下的形势。中央军是国家正规军，蒋介石是国民政府最高首领，“忠君报国”思想不允许他“反叛”。
最重要的是，自己只有炮兵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情况下，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央军两个师在洛阳周边虎视眈眈，一旦反扑，肯定是抵挡不住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张学良最后成功，出于政治的需要，参与“弑君”的“小虾米”们可没有任何好果子吃。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黄永安已经倾向于不执行命令，可是他迟迟做不了最后决定，愁得在家中来回踱步。
看着黄永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他新娶的姨太太李某一把夺过来了电报，坚定地说道：“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呢？‘造反’的事情咱们可不能干啊！”
也正是这句话，让黄永安最终下定了决心。他先将电报扣下，让部下蒙在鼓中，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去洛阳分校见上司朱绍周，一五一十进行了汇报。
朱绍周听后大吃一惊，赶忙拨通了南京的电话，很快此事就汇报到了何应钦那里。这使得何应钦提前十来个小时，就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为其充分应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说朱绍周，他虽然职位比黄永安高，可是直接掌握的部队很少，如果不是黄的告密，此刻他已经是阶下囚了。
因此，朱绍周向黄永安保证，之后一定在南京的各位大佬面前，宣介黄的这“不世之功”，保准其飞黄腾达。朱绍周对黄永安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核心意思就是控制住军内的“异己分子”。
事实证明，朱绍周没有杞人忧天。黄永安返回炮兵旅之后，立马召集主要骨干开会，“委婉”地表达了倒向中央军，拒绝执行张学良命令的意思。
谁知，却遭到了手下赵云飞的极力反对。 黄永安则以天晚了为由，宣布暂时休会，第二天再议，然后背后安排人对赵云飞进行了跟踪和逮捕。
黄永安又用同样的办法，对持明确反对意见的军官严加控制。为了进一步表达“忠心”，他安排人将部队的大部分重炮、机枪全部送到了洛阳分校。
与此同时，樊崧甫的四十六军，毫无阻拦的从洛阳乘坐火车开往潼关，毫无准备的东北军守军失败后投降。形势很快发生了大逆转，使得张学良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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