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个大胖子是谁,你认识吗?”

1958年8月13日中午,天津大学的会议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毛主席手里摆弄着一个刚收到的“宝贝”,脸上挂着那种长辈特有的慈祥和顽皮,突然指着身边坐着的一位体型富态的领导,向面前站着的女学生抛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在场的校领导心里都要急死了,这要是答不上来,或者说错了话,那场面得多尴尬?

谁也没想到,这个叫张美珍的女学生,给出的答案既不是客套的奉承,也不是慌乱的掩饰,而是一句大实话。就是这句实话,把原本有些严肃的政治场合,瞬间变成了一场欢声笑语的家庭聚会。

这事儿还要从前一天晚上的一个临时决定说起。

02

那一年的夏天,热得有点离谱。

1958年8月,天津卫就像个巨大的蒸笼,马路上的沥青都被晒得软绵绵的。按照原本的行程安排,毛主席结束了在天津的考察后,要在8月13日这天动身去北戴河。那里有海风,有凉爽的空气,还有一场即将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等着他主持。

但就在12号晚上,计划变了。

那天晚上,主席去了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馆。这一去不要紧,整整看了三个小时。看着工人们搞出来的那些土洋结合的新设备,看着那些从无到有的工业成果,老人家那股子兴奋劲儿就上来了。哪怕是到了深夜11点回到专列上,看着窗外天津的夜色,他还是毫无睡意。

第二天早上七点,河北省委办公厅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让省里的领导们既意外又兴奋:主席不走了!他说天津的好东西还没看够,今天要接着看,而且点名要看学校,要看大学生们是怎么一边读书一边搞生产的。

这消息传得比风还快。南开大学那边接通知接得仓促,准备得手忙脚乱。而天津大学这边,因为消息稍微灵通点,早早就炸开了锅。

那天上午,天津大学的校园里,那个热闹劲儿简直没法形容。

当时的大学不像现在这么封闭,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打开大门办教育”。学校里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是干劲十足的师生。校长张国藩和党委书记贾震,那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革命、老专家,一听说主席要来,立马就把接待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到了中午11点多,太阳正当头,地面温度高得烫脚。几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入了七里台。车门一开,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了下来。

虽然天气热得要命,主席还是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白衬衫。你要是离得近点就能发现,那双棕色的皮鞋,鞋尖已经磨出了白斑;那件白衬衫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块,贴在背上。

张国藩校长迎了上去,把主席请进了三楼的会议室。张校长是个实在人,汇报工作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他指着窗外的校园,跟主席交了实底:全校98%的学生都参加了勤工俭学,下个学期还要搞半工半读班。

主席一听这话,眼睛就亮了,竖起了大拇指。老人家这辈子最烦的就是死读书,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光有学问不行,还得有实践,不然脑子就读坏了。

就在他们在楼上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楼下的广场上已经是一片红色的海洋。一万多名师生把办公楼围了个水泄不通,那个欢呼声,简直要把玻璃都震碎了。主席听到动静,走到窗口向大家招手,楼下的声浪更是像海啸一样一浪高过一浪。

03

可就在这震天动地的欢呼声里,有一个角落却安静得只有机器的轰鸣声。

那是校办的机工厂,离办公楼大概有五百米远。

在这个车间里,机械系大二的女生张美珍正在一台机床前忙活。因为车床转起来的声音太大,再加上距离远,外面的那些惊天动地,她是一点都没听见。

这就是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眼里,手里的活儿、国家建设的任务,比什么都重要。张美珍满手是油,脸上挂着汗珠,眼睛死死盯着旋转的卡盘,生怕车刀走偏了一丝一毫。

她压根就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迎来人生中最高光的一个时刻。

那天中午,主席从办公楼出来,直奔校办工厂。走进车间,一股热浪夹杂着机油味扑面而来。那个年代的车间哪有什么空调啊,几十台机器同时运转,那个温度,进去就是一身汗。

主席却一点都不嫌弃,走得不快,看得很细。当他走到张美珍的机床前时,停下了脚步。

张美珍感觉到身边有人,一抬头,猛然看见了那个只在画像上见过的人,就站在离自己不到一米的地方。那一瞬间,小姑娘估计脑子都是懵的。但那个年代的学生,心理素质是真的硬。她没有尖叫,也没有手足无措,而是大大方方地停下手里的活,仰起头,脆生生地喊了一句:“毛主席您好!”

主席看着这个满脸汗水的女娃娃,脸上的笑容更慈祥了。他根本没在意那满手的油污,亲切地问她:“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

张美珍回答道:“我叫张美珍。”

主席接着问:“几年级啦?哪个系的?”

张美珍答道:“大二,读的是机械系。”

这一问一答,自然得就像家里的长辈在问晚辈,一点官腔都没有。主席接着抛出了那个他最关心的问题:“你觉得是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又劳动又读书好?”

这可是个大问题,也是当时教育改革的核心。张美珍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这样又劳动又读书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我和我的同学都赞成这样的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做法。”

这话算是说到主席心坎里去了。老人家高兴地笑了。而在旁边陪同的党委书记贾震,这时候才悄悄松了一口气。刚才他那心一直悬着,生怕学生紧张说不出话,或者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来。

04

主席离开车间后,车间里的学生们才反应过来,那个激动劲儿就别提了。大家一合计,主席大老远来一趟,咱们得送点啥做个纪念吧?

送什么呢?工科生的浪漫,就是这么硬核。大家一致决定,把车间里刚生产出来的“细度计”送给主席。

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它是专门用来检验油漆颗粒度的精密仪器。别看是个校办工厂出的,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标准。这代表了天大人的脸面,也代表了中国大学生的志气。

谁去送?那必须是刚才和主席聊得最好的张美珍啊。

于是,张美珍捧着精心包装好的细度计,一路小跑去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主席正在休息。看到刚才那个“小朋友”又来了,老人家很高兴,连忙招呼她坐下。张美珍把细度计交到主席手里,像个推销员一样,详细介绍了这东西是干啥用的,怎么个好法。主席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摆弄,最后郑重其事地把这个小仪器放进了自己的手提箱里。

礼物送完了,按理说该告辞了。可就在张美珍准备起身走人的时候,主席突然来了兴致。

老人家环视了一圈会议室,眼神里闪过一丝调皮的光芒。他指着坐在旁边的党委书记贾震,笑吟吟地问张美珍:“小张啊,你给我说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张美珍一看,这不是天天见的书记嘛,这题太简单了。

她回答道:“当然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

主席不依不饶,继续问道:“那他叫什么名字?”

张美珍答道:“他叫贾震。”

主席接着追问:“是哪个‘贾’字,又是哪个‘震’字?”

这下子,屋里的气氛变得有趣起来。这种“拆字游戏”,考的是学生的反应能力和文化底蕴。张美珍眼珠子一转,张口就来:“贾宝玉的‘贾’,地震的‘震’!”

主席听完哈哈大笑,连声说好。这个回答太绝了,既用了名著典故,又用了自然现象,生动形象,还透着一股子大学生的机灵劲儿。屋里的领导们也都跟着笑了起来,贾震书记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05

然而,这还没完。笑声刚落,主席的手指突然转向了坐在另一边的一位官员。

那位官员身材魁梧,胖乎乎的,看起来很富态,正坐在那里乐呵呵地看着这一老一少互动。

主席问张美珍:“那他是谁?你认识吗?”

张美珍顺着手指看过去。这人谁啊?

你要知道,那个年代没有电视天天播新闻,也没什么网红直播,普通大学生对市里领导的脸并没有那么熟悉。而且那位官员也没穿官服,就穿个普普通通的白衬衫,看着像个邻家大爷。

张美珍愣了一下。这题超纲了啊。

会议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小姑娘怎么接招。是瞎蒙一个?还是装作认识?

张美珍选择了最诚实的回答。她摇了摇头,干脆利落地说:“我不认识他。”

这要是换个心胸狭窄的官员,当着最高领导的面被辖区内的学生说“不认识”,估计脸上多少有点挂不住。堂堂父母官,知名度这么低吗?

但主席听了,反而笑得更开心了。他眨了眨眼,像个老顽童一样给张美珍介绍:“他可是你们的市长呀!他叫李耕涛,以后有事情可以找他帮忙解决呀。”

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李耕涛。只见这位胖市长一点也没觉得尴尬,反而憨厚地笑了起来。他站起身,伸出一双大手,紧紧握住了张美珍的手。

李耕涛重复着主席的话,声音洪亮地说道:“我是你们的市长李耕涛,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我帮忙解决。”

那一刻,会议室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没有等级森严的压抑,没有官僚主义的做作。一位国家领袖,一位直辖市市长,一位普通女学生,在这个炎热的中午,像一家人一样开着玩笑,聊着家常。

张美珍后来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但在那一刻,她一定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那次见面后,主席在下午一点多离开了天津大学。临走前,他还在校门口的小饭馆想吃个便饭,结果因为围观群众太热情,实在下不去车,只好作罢。

但这件小事,连同那个炎热的中午,那双沾满机油的手,那句“贾宝玉的贾”,以及那个关于胖市长的问答,都成了那个时代最温暖的注脚。

它告诉我们,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候,领袖和群众之间,真的可以这么近,这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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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机声隆隆的车间早已变了模样,当年的那些人也大多已经作古。但每当翻开这段往事,你总能感觉到一股子热气腾腾的劲儿,那是属于1958年夏天的温度,也是属于那个纯真年代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