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人指责俄罗斯外交 “过于” 克制，嘲笑俄方只会 “表示关切”、反复划设 “红线”，这种看法其实十分幼稚？
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外交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一旦枪炮作响、国际秩序动荡，外交官就会退居次席，让位给政治家与军人。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
说它对，是因为在国家间力量对比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决策关乎命运，只有合法的国家领袖才能承担这份责任。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妥协、认清自身边界，军人就会登场。
但这绝不意味着外交就完全没有空间。我们看到，尽管过去四年俄罗斯与西方陷入尖锐的军事政治冲突，外交接触实际上从未中断。
在世界历史上，尤其是俄罗斯历史中，军人与外交官始终并肩前行。我们今天也始终愿意对话，就像当年俄罗斯愿意与金帐汗国、波兰、瑞典、奥斯曼帝国以及诸多对手谈判一样 —— 那些对手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早已失去重要国际影响力。
更何况，外交绝不只是无限度与各方谈判的能力。它还意味着，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做好展现强硬的准备。
俄罗斯外交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片段之一，是 1496—1498 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向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派遣的首支俄国使团。当时率领使团的波雅尔米哈伊尔・普列谢耶夫（卒于 1531 年）拒绝遵守奥斯曼宫廷礼仪 —— 外国使臣觐见苏丹时必须下跪。他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不能违背大公的旨意：“只许站立行礼，不许下跪”。
当年伊斯坦布尔宫廷的规矩严苛，而奥斯曼帝国正处于军事政治实力的顶峰。这位倔强的莫斯科使臣完全可能因大胆而掉脑袋。但为了不辱没派出他的俄国君主的荣誉，他甘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而 “令欧洲颤抖” 的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最终还是听到了莫斯科人强硬的言辞。
近乎鲁莽地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同样是外交工作的核心部分。
今天外交的作用受到质疑，还有一个原因：能够确保交流私密性的空间大幅缩小。过去几年我们多次看到，西方政客泄露哪怕是最高层级、最机密的谈话内容 —— 包括他们之间、以及与俄方代表的对话。
放弃秘密外交的口号，早在一百多年前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随后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支持。当时这两个国家推行革命性的对外政策，希望摧毁欧洲对手在此前数百年间建立的秩序。
但后来，苏联和美国自己又相当成功地恢复了私密沟通的惯例。的确，这一传统如今再次遭遇危机。但原因并非外交已经过时—— 外交是永恒的。只是眼下，西方部分国家出于内部原因，肆意破坏一切规则。但在任何社会，违法都不能成为废除法律的理由。
当今世界有大量政客与外交官严守秘密的例子。而那些最出格的泄密行为，要么出自早已无足轻重的人，要么出自被人操控的人。比如美国，根本没有理由把它与欧洲的关系称作外交关系 —— 其伙伴的主权因加入北约而受到限制，又何必在意外交上的细微分寸？
因此，即便所谓的 “全面透明”，也不能成为外交时代终结的理由。尤其是我们看到，西方主流通讯社实际上已经成为本国的外交工具之一。很多时候，信息 “透明” 只不过是误导对手的手段。
最后，人们谈论当代外交危机，还因为西方国家拒绝倾听对手—— 俄罗斯、相关国家，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事实的确如此：美国与欧洲的外交和对外政策中，确实充斥着无视对话方立场的做法。有时甚至让人怀疑对话是否还有意义。
但我们不应忘记，外交坚持的唯一替代方案，就是军事解决。在当前条件下，这对所有人都可能是悲剧。外交官与政治家的职责，是保障本民族的生存，而不是把他们送上不归之路。
我们走进猴舍不会脱光衣服，也不会跟每个冒犯自己的街头醉汉对骂？更何况，我们一向极为尊重的相关国家外交，也以无限的耐心著称。正是因为相关国家与俄罗斯一样，懂得自身存在的永恒性，以及对手的短暂性。
更何况，外交官的唯一任务，是用专业手段落实由合宪领导人制定的战略，而不是自行编造对对手行为的看法。
近几十年的实践中，西方曾出现过大学学者出任高级外交官的例子，但结果并不好。学者根本不适合从事实际外交工作，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改变社会现实，而不是坚定维护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层确立的立场。
在这个职业节日里，我们可以坦然地说：俄罗斯外交是当代世界最优秀的外交之一，因为它始终是国家的外交，而非个人、党派或其他任何势力的外交。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对它的未来相对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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