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美术馆馆长杨净
徐悲鸿扇面《群奔》
马年将至，徐悲鸿笔下的骏马，再次成为年关上的热门词。2月10日下午，“天马行川——马年徐悲鸿艺术特展暨徐悲鸿入川90年悲鸿学派纪念大展”在四川报业博物馆开启，系统性梳理徐悲鸿及其学派在四川留下的艺术足迹，展出包括24件徐悲鸿真迹在内的数十件代表性作品。
徐悲鸿为何成为艺术上的不朽神话？他笔下的马又如何成为民族图腾？开展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徐悲鸿美术馆馆长、徐悲鸿孙媳杨净。在她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创作者、教育者、艺术伯乐的立体的灵魂。
不只是“马”重塑一个立体的徐悲鸿
提起徐悲鸿，公众的记忆似乎被打上了“思想钢印”——“徐悲鸿”三个字一定和“马”联系在一起。对于艺术家来说，这固然是一种极大的成就，但也无形中构成了全面了解徐悲鸿的屏障。“这次展览的核心初衷之一，就是拆掉这面‘墙’，让观众走进一个更辽阔、更立体的徐悲鸿。”杨净说。
在杨净看来，这个“立体”最重要的塑造场域正是四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入侵，山河破碎。中国文化的精英与火种被迫进行西迁，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内迁，在巴蜀度过了长达数年的时光。
“那是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杨净说，但对徐悲鸿的艺术生命而言，在巴蜀的这段日子，恰恰是战乱中难得、相对稳定的“沉淀期”。“他整个艺术积淀的系统性形成，关键阶段就在这里。”
在杨净看来，“徐悲鸿”不仅是著名画家的名字，更是多重身份的叠合——他既是直面现实的创作者，也是体系建构的教育者。而巴蜀大地的地域性格，也为他浸染了乐观豁达的力量。
杨净提到的徐悲鸿在巴蜀时期创作的作品，在本次展览中集中呈现。例如《青城山道中》《青城山天师洞》《读》这类描绘生活游历的画作，展示了徐悲鸿对这片土地最直接的凝视；《孔子听众弟子各言其志》以及书法《生不知死，乐以忘忧》等一系列在四川完成的传统题材作品，则展示了其深厚的古典主义意境和乐天知命的蜀地人文精神。
杨净同时提醒，徐悲鸿不仅是大画家，也是开拓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关键人物。他在四川参与创办了中国美术学院研究院（即后来中央美术学院的重要前身之一），并系统地推行以“写生”为核心、以“科学造型”为基础的教学主张。杨净将其比喻为“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雏形”。
“当时在四川的‘徐悲鸿学派’，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一个缩影。在这次画展中，观众能全面欣赏到‘徐悲鸿学派’的许多代表性创作。”杨净说。
因此，策展团队以入川90周年为经，以马与更丰富的创作实践为纬，所做的正是一次“系统性梳理”。这在杨净看来，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学术贡献与亮点。“我们不仅要展示一批珍贵画作，更要试图还原一条清晰的脉络，看悲鸿艺术如何扎下根须、如何生长，并最终深刻融入这片地域的文化基因中。”
杨净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观众不再只记住“画马大师”，而是一个更饱满、更立体的徐悲鸿。
行胜于言 传承徐悲鸿艺术不能有“身份滤镜”
作为家人，杨净分享了她心中的徐悲鸿：“他是一个真正乐善好施的人，身上有一种‘大爱无疆’的底色。这或许源于他早年在困顿中得到过帮助的际遇，让他始终怀有‘反哺’之心。”
这种“反哺”，首先闪耀在艺术史的天空中。徐悲鸿以他的慧眼与热忱，成为推动一个时代艺术星群升起的“伯乐”。杨净列举了一连串熠熠生辉的名字：齐白石、傅抱石、黄胄……“徐悲鸿会不遗余力地向外界推荐，甚至在学术上为他们‘据理力争’。”徐悲鸿同时善于发现对方独特的艺术创作路径，并协助这些有独立个性的艺术家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的艺术视野绝不狭隘，充满宽容。
这种人格魅力所凝结的情感力量，一代代延续下来，时至今日，大家依然能感受到后人对徐悲鸿的真诚敬仰。
“在位于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内，我们时不时会遇到一些年长的访客。其中有的老学者、老艺术家，除了去墓地祭扫，还会特意到馆内先生的雕像前肃立。”杨净随即讲述了一个更具象的故事：1946年，徐悲鸿回到北平（今北京），需要为大幅画作寻找装裱师傅。当时还十分年轻的刘金涛，经友人推荐前来。刘金涛技艺虽好，但处境却极为窘迫，徐悲鸿试了他的手艺，非常认可其才华。徐悲鸿知道刘金涛十分艰难，便做了一件在当时艺坛传为美谈的事——由徐悲鸿出面召集了北平的一批艺术家，每人捐献一两幅作品举办义卖展览，所得款项悉数赠予刘金涛，帮助他在北京琉璃厂盘下了一间裱画铺面，从此安身立命。
杨净特别提到刘金涛在回忆录中描写的一个细节：去拜见徐悲鸿前，他因衣衫褴褛，想向推荐人借一双体面的鞋子，却被笑着告知“徐先生不是那种看不起人的人”。从齐白石这样的巨匠，到刘金涛这样的匠人，徐悲鸿的“善”与“义”，是一种贯穿始终、不分阶层的一视同仁。
这种精神血脉，也延续到了徐家后人的为人处世上。杨净提到，徐悲鸿和妻子廖静文对后辈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他们用行动力告诉后辈：你怎么做，比你怎么说更重要。杨净认为，不要自带“家族滤镜”去看待自己，不要因为家人是名人，就认为自己天然拥有某种光环或资本。“你必须先有这个能力。”杨净认为，在实践中，作为传承、传播徐悲鸿艺术的人，应当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客观、有效地传播徐悲鸿的艺术体系与精神观念。
为何而艺术？审美是润物细无声的
徐悲鸿的艺术地位，来自他的技法，更来自他画作中展示出来的人文精神。他从江苏宜兴的小镇走出，经历上海的繁华与困顿，再远渡重洋到巴黎勤工俭学，饱尝生计艰辛，亲眼见过、亲身感受过社会的复杂面貌与民生多艰。
正是这种深切的了解，催生了徐悲鸿艺术观念中坚实的现实主义内核与强烈的人文关怀。杨净指出，这正是徐悲鸿大力倡导并实践写实主义画作的原因之一。在徐悲鸿笔下，无论是扛着巨大水罐的《巴人汲水》，还是凝聚集体意志、肌肉虬结的《愚公移山》，画中人物不再是山水中渺小的存在，而是被赋予了饱满体量、坚韧神情与尊严感的“主体”。
“他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更宏大的社会视角下，去关注，去为民众发声。他将艺术的社会化功能提升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杨净看来，徐悲鸿及其同代留欧艺术家们带回的不仅是油画“画种”，更是“用西方技法表达中国精神”的范式，一种关怀现实、介入生活的艺术伦理。这种伦理的核心，是艺术与土地、与人民的深刻连接。
然而，这种艺术精神，如今该如何承续与转化？艺术又该如何避免曲高和寡，真正走入公众的视野与心灵？作为徐悲鸿美术馆馆长，杨净经常思考这些问题。在她看来，艺术需要亲民，大众也需要从小培养美术教育。从美术馆到各级社会机构，都应该提供更方便观众获取、进入的艺术空间，不要设置太高门槛。
杨净特别赞赏成都这座城市所流露出的整体审美气质，“那种松弛、从容又充满创意的氛围，是许多成都人将生活体验内化后，自然转化、外显出来的结果。这是一种非常健康、有生命力的审美文化的体现。”
采访尾声，杨净说：“我最大的希望是观众走出这个展厅时，会觉得——哦，原来徐悲鸿是这样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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