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卓凡 文：风中赏叶
妈妈第一次脑瘤手术后，恢复得出奇的好。主刀医生清理了那个在左额叶的脑膜瘤，病理是良性。出院时，她除了头发剃掉了一块，说话走路都如常。我们全家都以为，这道坎儿，算是彻底迈过去了。
复查从三个月一次，慢慢拉长到半年一次，最后是一年一次。每次核磁共振报告上的“术区稳定，未见明确复发征象”，是我们家最高效的定心丸。妈妈重新跳起了广场舞，甚至开始计划和老姐妹们的旅行。
直到一年半前的那次例行复查。
我像往常一样，在影像科门口等待取片。妈妈在候诊区坐着，还笑着跟邻座夸我孝顺。但当我把胶片袋递给神经外科的主任时，他刚把片子插上观片灯，眉头就瞬间锁紧了。
“这里，”他的笔尖点在左额叶术区边缘，一个原本应该干净的地方，现在多了一小团模糊的、棉花样的阴影，“还有这里，颞叶深部，也新出现了一个。”
“是……复发吗？”我的声音有点发飘。
“高度怀疑。而且，”主任的笔尖在两处阴影间划了一条隐形的线，“看起来像是有侵袭性生长的趋势，位置比上次更深、更麻烦。”
新的增强MRI和PET-CT确认了最坏的结果：肿瘤复发，而且是两个病灶，病理科对比上次样本，提示“细胞活跃度增高，有非典型性改变”。这意味着，它可能不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温和”的脑膜瘤了。
“二次开颅手术风险太大，位置太深，容易伤及重要功能区，导致偏瘫或失语。”主任在办公室里摊开所有影像资料，“现在首选方案是放疗联合化疗，控制肿瘤生长，争取长期带瘤生存。”
“化疗……对脑瘤有用吗？”我听说过化疗对许多癌症有效，但对脑瘤的概念很模糊。
“有一种口服的化疗药，叫替莫唑胺，可以通过血脑屏障，是标准治疗方案之一。但效果因人而异，副作用也不小。”主任说得很客观，“可以先尝试两到三个周期看看反应。”
妈妈沉默地听完，只问了一句：“做了，最坏会怎样？”
“最坏就是肿瘤控制不住，继续长大。但如果不做，几乎可以肯定它会长大。”主任回答。
“那做。”妈妈拍了板，眼神里是破釜沉舟的决绝，“我不想再被开一次脑袋。”
第一次化疗，是在放疗同步进行到一半时开始的。妈妈每天要吞下几颗胶囊。起初一周，似乎风平浪静，我们还暗自庆幸。但第二周开始，副作用像潜伏的猛兽突然苏醒。
最凶猛的是呕吐。那不是普通的恶心，是毫无预兆、排山倒海式的剧烈呕吐。常常是喝下半杯水，几分钟后就连同胃液胆汁一起翻江倒海地吐出来。她吐到浑身颤抖，虚脱地趴在马桶边，眼泪鼻涕糊了一脸，额头上手术疤痕旁的青筋都凸起来。止吐针的效果只有短短几小时，药效一过，下一波呕吐又接踵而至。
她迅速消瘦下去，脸颊凹陷，眼窝深陷。因为无法进食，只能靠营养液和一点点米汤维持。白细胞计数像坐过山车一样往下掉，不得不频繁打升白针，那种骨头里钻出的酸痛，让她整夜呻吟，无法入睡。
第一个周期结束，复查MRI，结果显示肿瘤“略有缩小，水肿减轻”。主任说：“有效！继续坚持！” 这个“有效”，像黑夜里的微光，支撑着我们。妈妈虚弱地说：“吐就吐吧，有效就值。”
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化疗周期都像一场为期两周的酷刑。呕吐、骨髓抑制、极度的疲乏，周而复始。妈妈的头发再次掉光，手脚出现麻木。她的眼神渐渐失去了光彩，常常望着窗外发呆。那个爱说爱笑、跳广场舞的母亲，被化疗折磨得只剩下一具痛苦忍耐的躯壳。
但为了那一点“有效”，我们都咬牙扛着。我从最初的期盼——“这次化疗后肿瘤就能小很多”，慢慢变成卑微的祈求——“只要不长大就好”。
第四次化疗后的复查，成了希望崩塌的开始。MRI报告上，那两团阴影并没有像我们祈祷的那样继续缩小，而是“大致同前，略有饱满”。主任的语气也变得谨慎：“可能是进入了平台期，我们再做两个周期巩固。”
第五次，第六次化疗，妈妈的体力已经濒临枯竭。呕吐更加难以控制，几乎无法离开洗手间。一次呕吐时，她因为虚弱眼前发黑，额头磕在了洗手池边缘，鲜血直流。我抱着她，感觉到她在我怀里轻得像一片枯叶，还在不住地发抖。她抓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手背的肉里，气若游丝地说：“太难受了……妈受不了了……”
第六次化疗结束后的全面评估，给了我们最终一击。新的MRI清晰显示：两个肿瘤病灶不但没有控制住，反而较前明显增大，周围水肿范围扩大。影像诊断意见写着：“考虑肿瘤进展，化疗耐药可能。”
“耐药了。”主任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遗憾，“替莫唑胺已经控制不住了。后续……可以考虑参加一些新药的临床试验，或者尝试其他二线治疗方案，但效果……无法预估，而且以阿姨目前的身体状况，可能也很难耐受更强的治疗了。”
那一刻，我站在诊室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从期盼到祈求，再到此刻的心碎，像一步一步坠入冰冷的深海。我们赌上了妈妈所有的生活质量和身体承受力，换来的，是六个月的地狱历程和一张“肿瘤进展”的判决书。
妈妈没有选择继续尝试二线治疗。她太累了，身体和心都累到了极点。她只是轻轻摇头，对我说：“儿子，妈不治了。剩下的时间，让妈在家里，舒坦点吧。”
如今，妈妈在家接受安宁疗护。我们用药物尽力控制她的头痛和呕吐，让她少些痛苦。她大部分时间昏睡，清醒时，眼神平静。那个曾经在化疗地狱里挣扎嘶吼的母亲，仿佛已经提前离开了，留下这具安静的躯壳。
而我，从最初带着妈妈闯过第一次手术的庆幸，到复发时重燃的期盼，再到化疗中一次次卑微的祈求，最后，所有希望都在六次化疗的呕吐声和一张进展的片子里，摔得粉碎。我终于明白，有些战争，即使你押上全部的身心去搏，也未必能换来寸土的收复。医学有它的疆界，而肿瘤的狡黠与顽固，有时远超我们的想象和承受的极限。
我仍在照顾妈妈，擦洗、喂药、轻声和她说话，尽管她可能已听不太懂。心碎了，但爱还在。只是这份爱里，不再有“治愈”的奢望，只剩下“陪伴”的沉默，和一份沉重至极的、关于放手的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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