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到发达国家曾经的工业辉煌如今变得冷清，心里总会冒出一个疑问：他们当年那么强大，为什么宁可把工厂大规模搬走、让制造业就业大幅下滑，也要走这条路呢？
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接近28%，1979年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的1960万，欧洲主要国家1970年也维持在28%左右。
那时候，工业是经济支柱，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提出社会正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和知识为主的阶段。
进入80年代后，去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攀升、环保标准趋严，加上生产率提高，让制造业利润空间不断压缩。资本自然流向回报更高的金融、服务和科技领域。企业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把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生效，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移。美国和欧洲的纺织、服装、电子装配、汽车零部件等行业首当其冲，大量岗位流失。
1994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已降至16%左右，欧盟国家也从1970年的30%左右降到20%。
2000年到2010年，美国制造业岗位更是净减少约570万。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持续下滑，从20世纪70年代的24%左右降到2023年的11%以下。
如今到2026年初，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维持在1260万左右，只占总就业的8%左右。欧洲情况类似，传统工业区出现明显衰退。
发达国家当时认为，这种分工能让他们留在全球价值链高端，专注研发、设计、品牌和金融服务，就能实现更高利润，同时减少本国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
短期看，居民确实能买到更便宜的工业品，生活成本有所降低。可长远来看，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最直接的影响是产业体系被拆解。
工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度很高，一旦制造环节外迁，配套的技能、供应链和创新生态就难以维持。
波音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2000年初，为降低成本，波音把787梦想客机70%的设计、工程和制造外包给全球50多家合作伙伴。本以为能节省开支、加快进度，结果供应链协调失控，交付时间严重延误，成本大幅超支，还出现过多次质量和安全问题。
去工业化还加剧了国内收入差距。
原来从事制造业的熟练工人失业后，很多转到服务业低薪岗位，中产阶级规模缩小，社会矛盾有所积累。经济过度向金融倾斜，衍生品无序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次集中爆发。
就在发达国家加速去工业化的时候，中国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逐步承接了大量制造业产能。
从沿海经济特区起步，轻工业、电子、机械等产业快速成长，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是迎来爆发式发展。
中国没有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路径，而是坚持把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注重保持合理比重。
进入新时代，中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通过“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增加值规模达到34.67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7%左右。
在关键领域，中国实现了显著突破。
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竞争力强劲。
汽车出口量2023年首次跃居世界第一，2024年和2025年继续保持领先，2025年全年出口832万辆，同比增长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343万辆，增长70%。
对比之下，发达国家后来多次尝试“再工业化”，投入资金、出台政策，但效果有限。产业链断裂具有不可逆性，技能流失和生态重建都需要漫长时间。
一些企业反而通过与中国合作实现技术升级，比如，日本部分电机厂商大量采用中国部件提升产品竞争力。而试图与中国脱钩断链，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难以实现真正升级。
现在看来，发达国家当年选择“自废武功”式的去工业化，本质上是资本短期逐利和对后工业社会过于乐观的产物。他们低估了制造业作为国家竞争力根基的重要性，也忽视了产业链完整性对创新和就业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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