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证券报

业内专家表示，要实现从“流量收割者”到“价值共创者”的转变，平台企业须在多个层面完成系统性重塑：

□ 算法逻辑“向善”进化

□ 盈利模式脱离“佣金依赖”

□ 治理结构走向“多元共治”

□ 畅通消费者与从业者的有效申诉与监督渠道，引入第三方评估，形成社会协同治理的良性循环

携程因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立案调查；高德打车因多重问题被监管约谈——春节前连续释放的监管信号，颇具警示意义和民生导向：当平台深度嵌入社会基础运行，平台企业必须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当算法试图牺牲从业者和消费者利益攫取“商业价值”，其经营逻辑的异化必须被矫治。

随着常态化监管新阶段到来，一场从监管到价值的系统性重塑已悄然开启。

监管点名：剑指不公与权责失衡

2026年春节前夕，出行与旅游市场即将迎来全年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95亿人次。当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喜悦中，数亿人的迁徙与消费正通过平台进行。

“原来收费六十几元的路程，现在要八九十元，还一直让加价，不然就显示叫不到车”“平台通过算法调整价格后，运价已经很难覆盖时间、油费和车辆损耗成本，很多时候辛苦跑一天，基本等于白忙活”“在司乘纠纷、安全事故等问题处理上，平台往往只采信乘客一方的投诉，处理流程存在推诿、响应迟缓等情况。司机的申诉渠道形同虚设，自身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费者和网约车主的心声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

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组织对高德打车进行约谈提出，高德打车存在对合作网约车平台管理不到位、压低运价、应急处置不当等突出问题，并要求高德打车立即落实约谈要求，深刻反思，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全面整改到位，切实维护司机群体合法权益。

无独有偶。不久前，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前期核查，依据反垄断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会长贺双全表示，一个售价800元的民宿房间，扣除携程15%的基础佣金、云梯推广费、金字塔排名费等各项费用后，实际到手不足500元，再刨除房租、人工、水电等运营成本，基本处于亏损边缘。更让人无奈的是，不参与这些推广，就没有曝光；没有曝光，就没有订单；可参与了，就是“为平台打工”，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旅游协会2025年的报告数据印证了这种压力的普遍性：超过70%的酒店认为平台佣金已达到“难以承受”的水平。商户在“参与即亏损”与“不参与即消失”的两难中，彻底丧失了定价自主与渠道选择的自由。

消费者同样未能幸免。复旦大学2025年3月的调研显示，超过60%的在线旅游用户怀疑自己曾遭遇大数据“杀熟”，其中携程是被点名最多的平台。

治理升级：构建监管新框架

“监管部门对相关平台的立案、约谈与整改要求，为平台经济回归服务本真、助力万家团圆提供了指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屈启兴表示，这不仅是对平台经济乱象的纠偏，更是对其服务民生潜力的唤醒。

事实上，我国已在构建系统性监管框架：反垄断法修订强化对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的规制，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筑牢数据治理基石，《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细化平台责任。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出台了《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关于推动网络交易平台企业落实合规管理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等多部规章制度，着力扎牢制度笼子，划清规则底线，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常态化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诚认为，平台经济进入常态化监管新阶段，释放出两大信号：一是让发展成果更公平、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包括就业者、中小商家和消费者；二是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理顺价格形成机制。

在刘诚看来，当前平台监管以事后约谈、行政处罚为主，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也反映出治理能力仍在演进之中。

“从理论上看，对新兴业态的监管天然具有滞后性——新技术、新模式往往先于法律出现，若过早施加严苛规制，可能扼杀创新活力。”他表示，初期采取“包容审慎”原则，允许试错、鼓励多元路径探索，符合发展规律。然而，“包容”不等于放任，一旦发现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害用户权益或破坏公平竞争，就必须及时启动“回应式监管”，通过约谈、责令整改、处罚等手段纠偏，守住法律底线、伦理底线和公共利益底线。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建刚认为，对平台经济的有效规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标志着平台经济治理，正从依赖单一、刚性的行政处罚，全面升级为融合了法律、技术、市场、行业等多重变量的“系统治理”。未来的监管趋势将愈发凸显预防性、协同性、精准性。“核心是构建政府精准监管、市场充分竞争、企业主动合规的新框架。”他说。

近期的监管行动，正是这一新框架的落地体现。针对携程的调查，直指平台经济最核心的症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不仅关乎价格，更关乎流量分配、数据控制与规则制定权。这意味着，未来监管将穿透表面交易，深入平台生态内部，审视其是否利用“看门人”权力，挤压上下游生存空间，是否通过不透明的算法与规则，构建了一个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参与者议价权被系统性削弱的“技术封建”体系。

对高德的约谈，则体现了平台责任的“穿透性”扩展。作为聚合平台，高德虽不直接拥有车辆，却通过算法调度、运价规则、纠纷处置机制，深刻影响着市场秩序与从业者生计。监管要求其“对合作网约车平台管理到位”，意味着“平台责任”将沿着其技术控制力和商业影响力链条延伸，聚合模式不能再成为责任“防火墙”。平台必须将司机、商户等生态伙伴的权益保障，内化为算法设计和运营规则的核心参数。

价值重塑：平台经济的“必答题”

压力之下，亦是转型之机。业内专家表示，要实现从“流量收割者”到“价值共创者”的转变，平台企业须在多个层面完成系统性重塑。

首先，算法逻辑“向善”进化。平台对影响交易公平的核心算法需建立可解释、可审计的机制，并向监管部门报备基本原理，以技术透明换取社会信任。平台自身也需要建立内部的算法伦理委员会，对重大迭代进行社会影响评估。

其次，盈利模式脱离“佣金依赖”。高度依赖高额佣金和竞价排名推广费的盈利模式，本质上是利用市场地位收取“数字租金”。未来的竞争力应转向通过数据与技术赋能产业链。例如为中小旅行社、酒店、民宿提供真正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收益管理工具和精准营销服务，帮助其降本增效，从而在“商家盈利—消费者满意”的基础上实现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治理结构走向“多元共治”。徐建刚认为，应改变平台单方面制定、修改规则的局面，在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时，建立公开的征求意见与反馈机制。推动形成“政府设定底线，行业协会建立标准，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多元体系。同时，应积极推动建立跨平台的市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让守信者在不同平台获得便利，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以此降低社会总成本。

最后，畅通消费者与从业者的有效申诉与监督渠道，引入第三方评估，形成社会协同治理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