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二十年里慢慢闷出来的。
2月9号傍晚六点多，女儿下班回家开门，看见妈妈坐在厅里，头耷拉着，嘴边有水渍，像是刚吐过。厨房那个煮粥的不锈钢锅还在灶上，摸一下还烫手。她喊爸爸，没人应。进房间一看，人躺在床上，脸发紫发黑，眼睛没闭上，手还搭在胸口。邻居英姐听见叫声跑来，一摸脖子，没跳动了。
警察第二天开记者会，说现场没打斗痕迹，门窗都关得好好的。锅里有少量暗红色的水渍，擦下来送去化验。女儿说凌晨两点还看见爸爸拿手机在床边坐着，早上七点她出门时，房门关着，听不到动静。中间这几个小时，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水蛇六十三岁，做清洁工，有心脏病，平时一个人睡最里面那间房。老婆五十一岁，肾病手术后没再去复诊，讲话总带一句“横掂都死”。女儿二十四岁，在读夜校，白天做文员。三个人住三百呎村屋，两房一厅，但夫妻俩早就不在一个房间睡了。邻居讲，没听过吵架，也没见他们一起买菜、散步，连倒垃圾都是各拎各的袋。
屋里那扇隔开夫妻的门，常年关着，锁也不坏了，只是习惯性地关。警察翻查记录，发现夫妻俩近三年没报过警，也没找过社工。但社区护士去年十月份上门量血压，登记本上写着：“妻子手抖明显，答问迟缓，自述‘累到脚软，梦里都在擦地’。”没转介，没跟进，就写了句“建议复诊”，然后结案。
她肾不好，他心不好，两个人收入加起来不到一万五，医保卡上欠费一千二。手术前她突然不肯去，说是“做完也是拖，不如省点钱”。医生说再拖可能尿毒症，她听完点点头，回家后把挂号单撕了，泡在茶杯里，看着它一点点化开。
女儿说，妈妈最近总坐在厨房，盯着那个锅看。不是煮东西，就是看。有时用抹布擦一遍又一遍，擦到反光。她问妈要不要煮点东西，妈妈摇头，说“锅太小，装不下”。
警方没说是不是谋杀，只讲“案件仍在调查中”。但大家都懂，锅不是用来煮粥的，是压下去的。压了二十年：压病、压穷、压话、压情绪、压住所有想开口的念头。最后那一晚，也许只是她站起来，把锅盖上，然后没再掀开。
她被带走时穿着拖鞋，右脚那只掉了一半鞋带。警察扶她上车，她没挣扎，也没哭，只是低头看着自己光着的脚后跟，那里有块老茧，裂了口，渗着淡黄的水。
女儿后来被社署安排暂时住进青年宿舍。她没说恨妈妈，也没说可怜爸爸。只讲了一句：“我从小就知道，家里最安静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邻居英姐现在不敢再敲他们家门。她说那天傍晚听到一声很轻的“阿妈，你做咩呀”，像小孩问一句晚饭煮什么，又像喉咙被掐住前最后一点气音。她没当回事，转身回屋煲汤去了。
锅已经洗干净收回柜子里。警察拿走了，但后来又还回来了。不锈钢的，不生锈，擦擦还是亮的。
案子归档前，社署调出他们家过去五年所有求助记录——零次。没打过热线，没填过表格，没找过家庭服务中心，连街市发的关爱券都没领过。他们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安静地活着，也安静地崩掉。
法医报告出来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进井头中村那条窄巷，刚好够晒干一件衬衫，但晒不干墙角那块常年潮湿的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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