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和深入人心，近年来各级政府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认知与重视进一步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成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如何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不同城市如何抓住各自的发展机遇？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日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陆铭表示，提升创新力需要国家力量和民间资本的相互配合。地方政府要在营商环境、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人才的吸引力度，以及各类应用场景释放等方面，发挥作用，来促进技术进步。整个国家不同地区要形成统一大市场，各地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差异化发展。失败项目通过市场力量来淘汰，地方政府不能动用自己的资源去保护市场的失败者。
在金融赋能科创方面，陆铭表示，需要更多更好地形成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民营和境外资本更好地参与下一轮蓬勃发展的创新。
“现在是争夺全球范围人才的最好时机。”陆铭表示，中国要在高精尖产业里获得国际级的创新成果，不可能只靠中国人，而是要越来越多地吸引来自全球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创新人才，尤其是青年人。
澎湃新闻：不少地方关于未来产业的发展规划，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你怎么看这个现象？还是说，这些产业确实是大方向？在执行层面又该注意什么？
陆铭：的确各地关于未来产业的表述差异不大。从大方向看，未来人类科技进步中有几个大的方向是比较确定的，比如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会成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各级地方政府对此有所重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要注意，国家层面也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已经注意到，全国各地一哄而上，会导致重复建设。从经济发展早期的家用电器，到后来的汽车、光伏，再到近年的部分新兴高科技产业，容易一哄而上重复建设，这始终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里存在的问题。
整个国家不同地区要形成统一大市场，各地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差异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早期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优惠政策引领的产业，事后也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失败项目通过市场力量来淘汰，地方政府不能动用自己的资源去保护市场的失败者。
另外，要加强公平竞争审查。近几年，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公平竞争审查成为非常重要的推进手段。以扭曲生产要素价格为代价的地方产业政策，已经进入公平竞争审查的视野。国家也正在积极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审查的相关规则。未来需要更多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加上中央层面的协调，来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形成正确的政绩观，不以最大化本地GDP和税收为一切的出发点，而是更多看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整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意义。
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如果提一些大方向无可厚非的话，那么至少在细分门类的产业布局上，要更多交给市场去做。以人工智能为例，有的地方发展大语言模型，或具身智能，比较强调通用性，有的地方，可以去发展行业的应用，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从而形成差异化。
澎湃新闻：近两年，因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各地对创新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科研人员技术人员更加“被看见”。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如何才能提高创新能力？
陆铭：当前中国不论从大国博弈来看，还是从国内经济发展到现在要形成新动力的角度来讲，高度重视科研，并且重视科研人员、技术人员，让他们更加“被看见”，肯定是好事情。这会对国家和区域的创新能力产生积极作用，因为现在制约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
但我个人认为，光是对人的重视，也是不够的，其他方面的条件也要有所匹配。从人才角度看，现在是争夺全球范围人才的最好时机。对中国来说，要加强对国际人才的引进，对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更充分地提供国际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评价体系上，偏向基础学科的专业，在评价体系上要更加长远，不能急功近利地去求论文数量，而是要更加鼓励科研人员能够去做出具有重大基础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于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学科，尤其面向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的工科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要形成多元的评价体系，更多评估在重大应用方面对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是否切实作出贡献。
制度环境也很重要。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根据我的调研和观察，这方面还有很大进步空间。部分领域的优秀创意出来以后，很快就会被复制。甚至头部企业也参与其中相互抄袭。这个过程，不尊重知识产权，并且利用了自己作为头部企业的垄断市场的力量，让一些中小企业苦不堪言。这样的环境，难以鼓励万众创新格局的形成。除了科技成果容易被抄袭以外，做文科也深受其害，比如我自己前段时间在B站开了一个课程，不久就被人以非常低的价格盗卖盗版。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创新对中国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如果再不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此外，金融赋能科创，在任何国家都非常重要。中国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里的股市债市和风险投资发展相对不足。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风险投资市场不尽如人意，民营资本及外资有所退潮，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但由于政府投资基金天然具有风险厌恶和追责的特点，使得对于高风险、不确定性很大的投资，可能难以发挥推动创新的作用。在这方面，需要更多更好地形成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民营和境外资本更好地参与下一轮蓬勃发展的创新，才有可能真正为科创打造有活力的金融环境。
澎湃新闻：当前影响各个国家“创新力”的核心因素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吗？
陆铭：关于创新力的影响因素，在人才、制度环境、金融的基础上，当前还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一些特定领域，举国体制还是重要的。比如需要大投入但不确定性又很强的关键领域，包括基础的人才储备和硬件设施投入方面，民营资本可能缺乏这样的规模，尤其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难以集中民营资本去推动重大创新。这个时候，国家的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以人工智能为例，从长远来看，既需要大量的能源投入，也需要大量的人才储备，还需要大量的公共数据提供语料库，这些方面，都要体现国家力量。
要说明的是，国家发挥重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万众创新也非常重要。在投入不是非常大的、公共性不强的领域，民营资本可以发挥自己的信息甄别优势，形成对市场各类创新的识别机制，来挑选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并获得相应的风险收益。因此，需要国家力量和民间资本的相互配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统一大市场所形成的规模经济。这一点在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尤为重要。有几方面原因。创新产生以后，大规模的市场更容易立即推动需求的爆发性增长，消化前期的投入成本；能够提供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由于消费者众多，能够积累大量的数据，包括公共数据、商业数据，对于数字经济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作为地方政府，就要在营商环境、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人才的吸引力度，以及各类应用场景释放等方面，发挥作用，来促进技术进步。对应用场景受到传统存量、政策管制的技术领域，特别需要地方政府鼓励创新，比如无人机、无人驾驶的应用，地方政府就可以有所作为，为更多的创新释放空间。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怎样理解这样的部署？
陆铭：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首先是现代经济发展有一些规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集聚。从全球范围或大国内部角度看，具有引领性的科创，往往不是分散布局的，而是集中布局。集聚在国家和区域的经济中心，或周边的都市圈范围内，自然地理、气候、生活条件都比较宜居。人才集聚，高校科研机构集中，能够形成科创的基础，人才交流便利且频繁。因此，科创的中心，也是在人口规模较大、产业集群集中的地区，创新性的成果，可以迅速在当地或不远的城市群内部找到应用场景，形成产学研互动的成果。能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部署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三个区域，具有这些特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是，国际人才的集聚，中国要在高精尖产业里获得国际级的创新成果，不可能只靠中国人，而是要越来越多地吸引来自全球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创新人才，尤其是青年人，为他们打造国际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北京、上海、粤港澳等少数地区有这样的条件。同时，这些地方，要形成机构和平台来促进国际科创学术界和国内科创学术界之间的互动，比如组织大型会展，举办科学大会、学术会议等，形成双向的交流。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科技成果也有出海的趋势，赋能其他国家产业的发展。因此也需要中国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形成为其他国家产业赋能的能力。北京、上海、粤港澳这些区域，具有对外辐射的能力。
澎湃新闻：当下城市之间的竞争维度变得更广阔。关于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等不同体量的城市，您的建议分别是怎样的？
陆铭：观察中国不同规模城市的未来，主要是两个关键词：分工和分化。分工，会越来越依循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承担各自不同的功能。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更多会往科创、以金融贸易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些领域去集中，较大规模的城市，会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和国际的消费中心城市。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娱乐、会展这些方面，形成依赖人口规模的消费性服务业的优势，满足本地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为周边中小城市甚至国际消费者提供消费场景。
由于这些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住房价格都较高，承载制造业的功能减弱，除非是和科创结合紧密又占地不多的都市型制造业，或者有深厚产业基础和人才、科技要求的大规模企业及其配套企业。那么占地较多、劳动力较密集的制造业，更适合在三四线城市发展，尤其这些城市如果位于地理位置相对较好的沿海沿江地区，或在铁路、公路的大枢纽地区，就比较适合发展成为制造业城市。更小规模的城市，则更加适合发展与本地资源结合紧密的产业。甚至为所在地区发展农业、旅游业、自然资源，来形成枢纽性的节点性城市，主要提供产业配套和与人口居住相关的公共服务功能。
产业分工之外，全国不同规模的城市，需要共同去改善的就是“投资于人”。更加重视人们生活和居住品质的提高，来为下一阶段的现代化发展找到新的努力方向。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强调生活品质，现在国家也把促进消费作为改善中国经济结构以及促进国内外经济平衡的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对于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有不断去释放生活服务业的消费增长空间的可能性。
澎湃新闻：“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怎么理解“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的“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怎么看大国小城的发展机遇？
陆铭：近些年，关于县域经济一直比较强调分类发展，也就是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曾联合发文，指导关于县域经济的分类发展。
具体来看，大约有五类。第一类，靠近大城市的县城，就要融入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的发展，比如长三角地区，与上海毗邻的昆山、太仓、嘉兴等县域，产业就更多地和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进行配套，实现一体化的发展。昆山的制造业就和上海的科创形成较良好的互动，尤其生物医药这类产业，有非常明显的中心城市和毗邻的制造业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格局。这类县城，规模可以很大，可以赋予它更大的城市管理权限。因为城市规模到一定程度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也随之增强，应享有更多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和资源。
第二类县城，具有特色产业。能够在当地发展出一个或几个具有足够规模的产业或产业集群，产业创造的就业使其常住人口也达到相当的规模。而当地的产业，实际上与其地理位置、资源条件等禀赋相关。这类县城的发展，就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优势条件找到优势产业。同时，要避免地方政府盲目做大的倾向和冲动，导致产能过剩和回报低下。
另外有一些县城，在国家相关指导意见中，是作为农业主产区和生态保护区。它们往往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远离核心大城市，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农业、自然资源、生态旅游这些方面，特别依赖核心的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有量的天花板，会对GDP规模形成制约，也难以创造大量就业。这类县城，主要是为区域其他产业提供配套发展，比如农业的种子、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旅游的交通枢纽和居住功能等。
中国还有一类县城，人口是绝对负增长，以前可能是资源型城市，原来有森林或矿产，尤其矿产，随着资源枯竭，同时国家对于自然资源出台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因此经济总量的扩张遇到较大局限，导致这些县城人口持续流出，人口总量负增长。这一类县城，更重要的是去注重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不要盲目做大自己的经济规模，尤其不能通过举债发展。
总的来说，不同规模城市要找到各自的产业定位。而一个地方的人口规模往往和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相关，因此不同类型的县城要分类发展、差异化发展。大国小城的发展机遇，如果不是分类发展的意见，只是笼统的意见，我认为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县城，的确差异非常大，没有统一的模式，只能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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