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无疑是史上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它有七卷，长达数千页，也可能是最不容易读完的作品之一。它的内容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进行了讨论。在这里，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它。由于这本书篇幅极长，而且充满细节，因此促成了一种文学游戏，评论家和仰慕者试图发现书中所描述的是法国美好年代的哪些真实存在的人。我们已经粗略地看到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物都作为普鲁斯特书中的原型。最近玩这个（严肃的）游戏的尝试者之一是另一位美国女学者，她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梳理普鲁斯特万神殿中的人物谱，并专注于主要的沙龙女主人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卡罗琳·韦伯的《天鹅之舞：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
韦伯教授在全书开头就提醒我们，普鲁斯特的世界是时空错乱的，在某些方面还是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一个尴尬的世袭特权当道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对他们的同胞仍有一种“不竭的魅力”。如她所说，普鲁斯特眼中的贵族上层生活的最佳典范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以三位“贵妇人”为基础，“她们共同构成了他关于贵族阶层的优雅和风度的梦想”。这三个女人——热纳维耶芙·阿莱维·比才·斯特劳斯、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夫人洛尔·德·萨德，以及格雷菲勒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德·里凯·德·卡拉曼-希迈——在她们生活的时代都很有名，格雷菲勒伯爵夫人收到过很多仰慕者的信件，以至于她的档案里有一个卷宗标记着“来自素不相识之人的敬辞和赏识”。
普鲁斯特的书记录了一种贵族理想的衰退和堕落，韦伯也不留情面，展示了这三个女人如何接纳一种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世界观，即注重外表和形式而非真实和实质，外表文化仍然是一种“特有的习俗”。他们忽视自己的孩子，她们是狂热的赌徒，女人被丈夫束缚着，因此往往缺乏性意识。“爱书被看作是一种性格缺陷。”他们为彼此取了乳名。格雷菲勒伯爵身上流淌着王室的血液，他的曾祖父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因此他被称为“半路易”。洛尔·德·萨德没有王室血统，但她为自己是著名色情作家萨德侯爵的后代而感到自豪。
他们每天要换七八次服装，正如有人谈起格雷菲勒夫人时所说，“做巴黎最美丽的女人可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乐子”。在这个世界上，正如另一个人所说：“美丽的女人和丑陋的女人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性别。”他们的艺术品味很可疑——比起萨金特或图卢兹-洛特雷克，他们更喜欢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和保罗·埃勒等时尚社交界肖像画家。他们也可能是恶毒的反犹主义者和偏执狂。萨冈亲王曾认为他把星空比作“长了一脸天花的黑鬼”，是一种诗意的表现。
另一方面，这些女性都有自己的沙龙，其成员资格是社会声望、创造力和特权的复杂综合体，并不总是我们一直关注的模式。普鲁斯特从1889年开始参加斯特劳斯的沙龙，他承认当时自己总是被安排在最差的位置上。从1892年起，他与舍维涅夫人有了往来，但她很多年都没有把他介绍给她上流社会的朋友。到了1900年，他总算填补了她在歌剧院包厢里的一个空位，成为“牙签”，也就是在晚餐后才被带进来的人。
舍维涅伯爵夫人更有名的与其说是她的智慧，倒不如说是她草莓金色的头发、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的行为，以及她的魅力。男人们对她如此着迷，以至于一周一次的沙龙远远不够，许多人坚持每天都要去拜访她。她总是穿着沃思或杜塞的衣服，已经完美掌握了被看见的艺术，像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一样，是“一只不知疲倦的社交蝴蝶和一个无耻的调情者”。她沙龙里的明星都是演艺人员——伊薇特·吉尔贝、奥尔唐斯·施奈德和雷雅纳等。她热衷于蒙马特尔的夜生活，尤其是黑猫夜总会。莫泊桑自称是她的一个“狂热的仰慕者”，将她写进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漂亮朋友》（1885 年），这本书令他声名鹊起，讲述的是一个不光彩的记者的崛起。
热纳维耶芙的沙龙比舍维涅伯爵夫人的更有分量，部分原因是她嫁给了作曲家乔治·比才（Georges Bizet）。她的血管里流淌着音乐，因为乔治这个大块头是热纳维耶芙的父亲弗洛蒙塔尔·阿莱维的学生，阿莱维本人是一个唱诗班领唱人的儿子，10 岁就进入音乐学院，成为路易吉·凯鲁比尼的学生。阿莱维的成功来之不易，他曾在包括巴黎歌剧院在内的多个剧院担任合唱团团长，直到他气势宏伟的作品《犹太女郎》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抛开主题不谈，连瓦格纳都很欣赏这部作品）。阿莱维一家是个多姿多彩、很有教养和创造力的家庭。弗洛蒙塔尔的妻子莱奥妮是法国小说家欧仁妮·福阿的妹妹，她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雕塑家，而他的弟弟莱昂则是一名历史学家，弟弟的儿子卢多维克是雅克·奥芬巴赫的《地狱中的奥菲厄斯》和比才最著名的作品《卡门》的歌词作者。
比才不是戴黑色高顶大礼帽的寻常巴黎人，他偏爱水手服和草帽。他体型偏胖（他总是在吃玛德琳蛋糕），低调而优雅的着装掩盖了他的暴躁脾气。受到古诺的影响，他的第一部著名作品《采珠人》里有一些令人神往的美丽旋律，特别是《朋友二重唱》，男高音和女中音的咏叹调缠绵悱恻。
在热纳维耶芙和乔治结婚一年后的1869年，比才作为国民自卫军的一名军人参加了普法战争（圣桑也一样，马斯内和福雷则是步兵）。比才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停止作曲，他创作了《儿童游戏》，并从普罗斯珀·梅里美的一个故事中汲取灵感，开始构思《卡门》。这部歌剧的新元素在于人物塑造，讲述了一个士兵和一个女人的人格蜕变，无论外界发生什么，这个女人始终忠于自己。尽管她有很多机会，却始终唾弃混乱的男女关系，拒绝以这种方式施展自己的魅力。比才音乐的目标是如实描绘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将生活理想化。他自己起初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并因此而身心失调。然而，瓦格纳、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都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比才夫妇成了一个热闹团体的中心。德加是他们的邻居，几乎每天都来拜访，有时还带着他的情妇霍滕斯·豪兰。其他成员有伊万·屠格涅夫，乔治的作曲家同行柏辽兹、马斯内和古诺，以及画家古斯塔夫·多雷、古斯塔夫·莫罗和皮埃尔·皮维·德·沙瓦纳。普法战争结束了一切。敌对期间，热纳维耶芙精神崩溃了。
战后，比才夫妇关系恶化。他现在正全身心地创作《卡门》，而她先是成了所谓一大群“波西米亚人”的女主人，鼓励他们随时来找她聊天、打牌和作伴，她的穿着往往更适合闺房而不是客厅。后来，随着与比才的关系不断恶化，热纳维耶芙去了位于巴黎以西十英里的塞纳河畔的小村庄布日瓦勒，那里如今是小仲马、屠格涅夫和雷诺阿、西斯莱、莫奈、莫里佐等一大群画家的家园，还有埃利·德拉博尔德，她不久就和他有了一段恋情。他是一位钢琴大师，演奏魅力无限，人们甚至在巴黎围城战期间都会来听他演奏。
以为《卡门》失败之后，比才也逃到了布日瓦勒，他在那里和德拉博尔德一起在塞纳河里游泳，鉴于他不断恶化的病情，一些历史学家猜测这是一次自杀未遂。这次游泳过后不久，他便昏迷不醒了。
热纳维耶芙很享受比才遗孀的身份。她后来嫁给了杰出的犹太律师埃米尔·斯特劳斯，人们认为他是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的私生子。她还与莫泊桑有过一段恋情，当时他正因《漂亮朋友》的成功而春风得意，这本书在四个月内重印了37次。莫泊桑是签署反对埃菲尔铁塔请愿书的300名法国艺术家之一，他起初并没有被热纳维耶芙的犹太人长相所吸引，但他喜欢她的世界。除了将他引入社交圈，她还为他提供了素材，热纳维耶芙卖弄风情的天性在被他写入了《如死之坚强》，其主角的形象“由阳光和伤逝构成”。
从各方面来看，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第三位原型伊丽莎白·格雷菲勒都有着“阳春白雪的装腔作势”，她自以为那能使她在上层鹤立鸡群，而且她也更注重外表。因此，她多次被媒体嘲笑，并被嘲讽地比作蓬帕杜夫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在舞会上“优美的姗姗来迟”被认为导致了严重的不快。她自己的许多作品都不过是自我奉承的描述，有些还是用密码写就的。普鲁斯特对此不屑一顾。他调侃道，“就像胭脂一样”，她在文化方面的装腔作势让她“远远望去超凡脱俗，却根本无法使她成为天才之人真正的朋友”。
在美好年代，还有其他一些沙龙女主人——朱迪丝·戈蒂埃、玛格丽特·沙尔庞捷（客人当中至少有六位主要的印象派画家）、波托茨卡伯爵夫人埃马努埃拉、玛丽·特雷拉、贝尔坦夫人、尼娜·德·卡利亚斯、希迈夫人、迪亚娜·德·博萨克、尚博夫人、布朗特夫人、爱德华·安德烈夫人（即内利耶·雅克马尔）等，还有很多很多。
沙龙也一如既往地不乏批评者。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是朱利安·邦达，这位小说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祸害。1900年至1914年期间，他是堂妹西蒙娜·邦达沙龙的成员，西蒙娜·邦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她的沙龙里有夏尔·佩吉、让·科克托和阿兰—富尼耶，其中阿兰—富尼耶也是她的情人。但邦达很不屑。他说，沙龙不再能吸引最伟大的智者、最光荣的文学家、报纸的大编辑，它的精神已经完全消失了。他强调，当前的沙龙流于表面，目的混乱，充满了庸人之间无聊的闲言碎语，对时代心理几无洞察，也没有形而上学的讨论，日常使用的语言缺乏准确性，处处是无端的粗鄙和政治套话。他最终指出，沙龙正在消亡，无法再为提高法国的智识生活质量做出贡献，不过他还是特别提到并祝贺尚博夫人和巴尔古夫人举办了两个最早的“学术”沙龙。
邦达的言论有点夸大了。尚博和巴尔古的沙龙并没有流行起来，而朱丽叶·亚当的沙龙和温纳雷塔·德·波利尼亚克的沙龙却会持续多年，而且邦达似乎不知道拉希尔德、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米西亚·塞特，或者安娜·德·诺瓦耶等人的沙龙，她们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继续吸引着严肃的艺术家、作家和政治家。
正如此前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大众报纸（这归功于埃米尔·德·吉拉尔丹）的出现意味着“每天早上都有新的舆论”。另一个变化是与大革命前夕的情况相呼应的午餐和晚餐俱乐部的发展，这些俱乐部主要以男性成员为主，有些甚至全是男性。在某些人看来，俱乐部只招揽男子的趋势一定意味着女性组织的传统沙龙不完全合乎需要了。
安娜·马丁-菲吉耶对其中两家俱乐部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它们是马尼餐厅和比克肖餐厅的晚餐俱乐部。这些俱乐部起初是《喧闹》杂志的插画师保罗·加瓦尔尼和圣伯夫的医生朋友、巴黎所有“波希米亚人”都认识的弗朗索瓦-奥古斯特·韦纳组织的。他建议他们每两周在《若阿娜指南》（那个时代的《米其林指南》）中提到的马尼餐厅聚会一次。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还有戈蒂埃、内夫策、著名化学家和后来的外交部长马塞兰·贝特洛、泰纳、乔治·桑、龚古尔兄弟和屠格涅夫。据马丁-菲吉耶说，演化论和现代爱情为何如此忧郁都是谈话的主要话题；还有一次，泰纳将缪塞置于雨果之上，让一些同伴勃然大怒；另有一次，圣伯夫更加偏爱狄德罗而不是伏尔泰，“老实人”被斥为“白痴”。她说，还有一次，“勒南和泰纳认为拉罗什富科高出拉布吕耶尔一筹，龚古尔兄弟对此大感震惊”。勒南宣称帕斯卡是第一位法语作家，“戈蒂埃听到后，大声骂出了可以想象到的最恶劣的污言秽语”。该俱乐部后来的成员包括甘必大，他显然是拉伯雷的狂热粉丝。
直到餐厅创始人、玛丽·达古的银行家朋友亚历山大·比克肖于1865年去世后，人们才开始叫它“比克肖餐厅”。从那以后，有20人在每月的第一个周五聚会，讨论文学和政治，不过俱乐部成员里还有既是数学家也是编辑的奥古斯特·维尔莫，以及来自历史古迹委员会的莱昂·德·马勒维尔。其他成员有大仲马、弗洛蒙塔尔·阿莱维和普罗斯珀·梅里美等人。聚会的地点后来改在布雷邦咖啡馆，从1892年开始又改在英国咖啡馆。这个团体里的老资格雷蒙·庞加莱是1898年入选的，其他成员包括保罗·布尔热、象征主义诗人亨利·德·雷尼耶、管风琴大师夏尔-马里·维多尔、莫里斯·巴雷斯和福煦元帅。
马丁-菲吉耶说，这些晚餐会都很严肃，但入选偏偏是用扁豆来投票的：白色的豆子意味着可以接受候选人；只要有一颗红色的豆子，他就不得加入。
当然，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作家、政治家甚至哲学家都会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结交朋友，讲故事、笑话和谎言，享受餐桌上的乐趣，逃避工作，争执，和好，相互支持，相互攻击，回家时略显疲惫。但只有在法国，或者说特别是在法国，这种交际活动（法国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才如此正式，如此勤奋地被加以记录，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的有点自鸣得意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在这里，谈话、语言、文字和写作都被如此钟爱、倍加珍视。
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泽在其关于知识分子的书中认为，为了产生新的思想，知识分子需要听众，“一个他们可以向其表达自己并得到认可的圈子”，他们需要与知识分子同伴定期接触，以便“发展出方法论和卓越的通用标准，以及指导行为的共同准则”。他指出了历史上孵化知识活动的八种机构环境：沙龙、咖啡馆、科学社、评论月刊或季刊、文学市场、政治社团、放荡不羁的文化界，以及小型杂志。而他说，沙龙是首屈一指的。
本文摘自《法国思想四百年：浪漫、革命与复兴》，[英国]彼得·沃森著，朱邦芊、马睿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0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来源：[英国]彼得·沃森著，朱邦芊、马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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