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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是一门研究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它既要研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在其演变进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又要将民族问题置于所处的经济社会总问题中，揭示民族因素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引发的现实问题；既要深入阐明中华民族“既久且大”的文明根基，又要比较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一般理论，从实际出发阐明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我国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图为2025年9月24日拍摄的北京民族文化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 刘新武/摄
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学科，民族学致力于回应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问题及其治理需求。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社会经历了漫长的结构性转型。一方面，随着超地域的基督教普遍主义秩序解体，西方诸民族基于语言和文化要素形成初步的地域认同，并在主权国家确立过程中孕育出民族国家，从而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政治秩序。另一方面，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海外殖民扩张的推进，欧洲社会对所谓“原始社会”与“土著文化”的研究需求不断增强，并将其纳入殖民统治和全球扩张的知识体系之中。在此背景下，西方逐步建构起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现代文明秩序，将以“民族”形态呈现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设塑造为“文明”，而将非西方世界以“族群”形态存在的土著群体视作“野蛮”他者。这种“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建构起一种从原始社会迈向西方现代社会的普遍主义历史叙事框架，由此形成西方民族学的两种研究路径：一方面是政治学路径，即运用政治学理论范式来研究文明社会中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构问题，发展出民族主义理论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是人类学路径，即采用“整体视角”对原始族群的体质特征、亲属制度、生计方式及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图景进行系统性描绘。到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民族学日渐对应于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以致民族学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人类学。
西方民族学的这两种研究路径分属政治学和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不同。这两种路径自进入中国就交织在一起。一方面，面对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强调在“新民”基础上展开现代国家建设。此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着眼于建设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回应如何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另一方面，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后，中国民族学逐渐聚焦于边疆和少数族群研究，这些边疆少数族群也被称为“民族”。以人类学方法研究族群的ethnology进入中国之初被译为“人种学”或“民种学”。1926年，蔡元培将其改译为“民族学”。从此我国学科建制上的“民族学”就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西方民族学的人类学路径。
然而，西方民族学的人类学路径在其早期主要关注“无文字”或“无历史”的“原始”族群，传入中国后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对象。我国各民族自古以来便融入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此，我国民族学不断推动西方民族学研究的本土化，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路径。在开展经验观察的同时引入历史研究视角，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复杂迁徙流变状况，以及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逐步形成以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为核心的研究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民族学者响应国家号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参与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基础性工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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