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夏，北京东单的剧场后台灯火未歇。沪剧《芦荡火种》第一次进京彩排，演员刚唱完“雁阵惊寒”，毛主席在包厢里轻声鼓掌，神情专注。陪同的同志凑过去低声说：“这支队伍当年就三十六个人，后来硬是打出了一个军的架势。”台下观众并不知晓，那段近乎传奇的往事要追溯到二十五年前的苏南水网。
1938年3月，江南已是二月春水。刘松清提着半旧行囊，结束抗大训练后抵达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和他同行的，还有一纸任命——团政治部主任。此时的苏南，日伪据点林立，国民党划定的所谓“限制线”横亘眼前，叶飞拄着地图，语气坚定：“画的线不算数，鬼子在哪，我们就打到哪。”
六月夜雨中，六团在武进与江南抗日义勇军对接，两支队伍合流，陈毅欣然为这支新军冠名“义勇军第二路”。不到三个月，他们炸车站、毁机场，三千多号人声势如潮，把日伪搅得寝食难安。可好景不长，秋风一起，国民党“限共令”骤下，摩擦骤起，枪声在苏南乡野此起彼伏。
1939年9月，敌压我退。六团主力奉命机动西移，刘松清在一次混战中肩胛中弹，血洇战袍，被抬进阳澄湖边一间茅舍改成的救护所。转眼十月，局势更紧，部队再度后撤。四十多名重伤员，被迫留守水乡。躺在床板上的战士望着窗外的芦苇，心里跟火烧一样。刘松清额头冒汗，却强撑着坐起：“我们不能等死，能动的都得想办法活下去。”
敌情恶劣，湖荡阡陌密布。为了分散风险，较重的十来个人被秘密送进渔户家，稍轻的二十多人由刘松清带着，在苇丛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半夜潜行，黎明匿迹，饥饿时嚼半截芡实，口渴就捧湖水咽下。那些日子里，有人伤重殁于草棚，也有人落入伪军。到十一月底，原先四十多人仅剩三十六人相守。
“要不要再往北撤？”警卫排长低声询问。刘松清摇头，“要让老百姓知道，抗日义勇军还在。”陈毅得报后，只留一句批示：同意坚持，缺什么补什么。于是，三十六伤号摇身变成“抗日义勇军东路游击支队”。武器缺，便夜探敌哨夺枪；粮食紧，便打短棍进集市换米。不到半年，队伍增至二百余人，旗帜在水乡重新飘起。
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东路支队整编为六师十八旅，序列恢复，番号有了，却仍缺衣缺弹。刘松清此时已用新名字“刘飞”现身——为了迷惑敌特，他把“松”与“清”弃之不用。“干脆叫我飞吧，省得写信也快。”一句玩笑，也暗合他后来的节节高升。十八旅入高邮后，苏中根据地迅速扩展，稻谷抽穗时，旅部辖员破三千。
1942—1945年，苏中拉锯战打了无数回合。刘飞在战场上练出一双看地形的鹰眼，副司令的肩章来得并不意外。八年浴血，三十六伤员的“代号”已经不够用，整编、扩编，再扩编，最终形成苏中军区主力，一个正规军的雏形悄然成形。老兵私下感慨：“当年渔船上的伤号，竟真撑起这么大摊子。”
抗战胜利不到一年，全面内战骤起。1946年冬，宿北一役，刘飞负责钳制国民党第69师。九次冲锋，火线咬得死死，外围叶飞趁隙凿穿U形防线。战后总结会上，叶飞爽朗笑声传遍大帐：“要说头功，非刘飞莫属。”气氛热，却没人忘记阵亡者的名单——三十六伤员的精神，要靠后来的战士继续扛。
1947年孟良崮鏖战，刘飞再次担起阻援重任，面对整编74师两翼强突，他连失两高地。午夜，他举起马灯，对警卫连仅剩的五十来人说：“阵地要回家。”一句话没什么豪言，却像钉子钉进每个人心里。拂晓前，阵地夺回，主峰合围完成，孟良崮由此落幕。梅雨打湿军装，也打湿老兵眼角。
新中国成立之际，刘飞已是皖南军区司令。公文山积，他却坚持给骨干讲识图课，“别小看这张纸，以后仗打不多，可保和平得靠它。”一年多，地方剿匪、扫盲、粮草体系，一件不落。1955年授衔，中将一星闪亮，观礼台下，几位当年阳澄湖伤号已成长为军分区主官，彼此交换会心眼神，无需多言。
五十年代末，刘飞转任南京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那支边防线长、勤务杂的部队正缺主心骨。他骑吉普沿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五省一市的边防卡点跑了个遍，逐点登记。有人劝他省力，“老首长，这活不轻。”刘飞挥手：“边界在哪，心就得在哪。”口气平实，却让参谋们暗暗发狠加班。
1964年，他病情加重，主动请辞。养病期间，往事如潮，刘飞口述，秘书笔录，三十六伤员的故事成稿数十万字。书名定为《火种》，寓意再明白不过——火未灭，就得传。沪剧团据此改编《芦荡火种》，舞台灯一亮，阳澄湖的芦苇与硝烟宛如重现。毛主席看完连称“好戏”，江青随后将情节搬入京剧《沙家浜》。戏里英雄叫郭建光，戏外原型却始终低调。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出席首演，刘飞笑着摇头：“戏让群众看，功夫让战士享吧。”
两年后，许世友电邀老战友重返南京军区。刘飞拖着病体赶到前线视察，不再管职衔，也不再争名声。一次汇报完毕，他拍拍桌子说：“三十六个人能站住脚，几十万就更不能松懈。”会场短暂沉默，随后笔记声此起彼伏，那位从阳澄湖苇荡里走出的老兵，依旧用最朴素的语言提醒年轻的指挥员们：莫忘当年的出发地，莫负如今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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