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初，北京城因即将举行的开国典礼而灯火通明。中央军委却陷入另一桩“难题”——总参谋长的空缺。战争年代，前线千头万绪都靠电台和首长个人指挥，可新中国要建立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总参谋长必须既懂战略，又熟悉部队，还得镇得住众多解放战争中驰骋沙场的将领。会上，几位主要领导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给出一个让大家都点头的名字。毛泽东沉吟片刻，忽而笑道：“各位，别再绕来绕去了，还是把在青岛养病的子敬请回来吧。”屋子里瞬间安静，紧接着是一片附和声。
时间拨回到1947年仲夏。徐向前，字子敬，当时才四十六岁，却已是战场上的老将。刚从绥德病榻起身，他便接到中央电令：赴晋冀鲁豫前线主持山西战局。体温计还没降下去，他已裹着棉被在吉普车里出发。兵少粮缺，国民党占据要塞，晋中战役开始时，解放军不到六万人，对手却有十万精锐。徐向前在指挥所里用铅笔一笔一划地画出突围、穿插、合围的箭头，抬头扫视参谋们，只说一句：“扛过最后五分钟，就赢。”短短数周，临汾、晋中、运城相继告捷，一座座碉堡变成了纵深进攻的跳板。毛泽东在延安听到汇报，给全军拍去长电报，重复了徐向前那句“最后五分钟”的警句，让各前线学习。
然而，连续的鏖战让他旧病复发。1948年秋，他拖着高烧的身子参加“九月会议”。毛泽东见他面色蜡黄，当场把话挑明：“先把身子拼坏了，革命怎么办？”徐向前却仍说：“解放太原，我得在。”主席只是叹口气：“白胡子长了，也要打下太原，这话我记下了，可命更要紧。”会后，徐向前被硬拉去石家庄医院，三个多月卧床治疗，太原前线改由彭德怀接手。1949年4月，太原一战告捷，14万阎军灰飞烟灭，阎锡山连夜逃遁。贺电里，毛泽东点名表扬徐向前“筹谋得当”，但又嘱咐“务必保重”。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人群如潮，礼炮声震天，徐向前却遗憾地只能躺在青岛疗养院听广播。他的肋膜炎仍在反复，走几步就气喘。就在许多人以为他将长期休养时，总参谋长的悬空让中央不得不想起这个足智多谋、却被病痛绑住手脚的战将。面临全国武装力量整编、国防体系搭建的关键当口，这个人再难替代。
电报发去青岛那天傍晚，海风正盛。警卫员匆匆敲开病房门：“首长，毛主席请您赴京。”徐向前放下手中刚写完的大字报“养兵千日”，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随即又坚定起来。第二天，他坐夜车北上。车厢里晃得厉害，他却抬臂对着窗外练习敬礼，仿佛回到黄埔军校操场。
进入中南海，毛泽东先问的仍是身体：“还能撑得住么？”徐向前回答平静：“能，还得干。”一句话，把总参谋长的任命敲定。更高层面上，这不仅是岗位安排，更向全军释放明确信号——浴血奋战的年代虽然过去，战功卓著者依然是新军制架构的骨干。
1950年夏，朝鲜局势骤变。志愿军赴朝所需的统筹计划堆成山。徐向前戴着口罩在总参办公桌前整整坐了一个通宵，灯泡烧坏两次。他熟记国防部每支部队的番号、番号后面的人数和火炮口径，排列组合后交出三份调兵方案，满足了主席“既要打得赢，又要顾全全国防务”的双重要求。连续熬夜使他再度高烧，聂荣臻来探视，劝他交权休养。徐向前却说：“棋盘摆好了，我这颗子还得守在眼位。”
不过，身体是硬道理。中央最终决定让徐向前暂时卸下一线指挥，由他转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先养病后再说。对于这个安排，他只写了八个字回敬组织：“遵命！待命，随时补位。”
1951年春，天气乍暖。徐向前的体温终于稳定。毛主席叫他“出去走走”，却不是去颐和园，而是去莫斯科。原因很简单：抗美援朝急需大口径火炮和现代化空军装备，与苏联的军事贷款、技术转让非谈成不可。徐向前拿到任务，没多说一句，掂了掂随身行李——一只记事本、一支钢笔、一包常备药片。
火车一路向北。抵达莫斯科后，苏方低温度的接待给谈判蒙上阴影，斯大林更是数次推迟会面。代表团里有人着急，“是不是换人？”徐向前摆手：“不急，熬时间也是谈判。”五月底，谈判终于开场，他记下40多页纸的谈判细节，步步让利却死守核心条款——必得配套技术，必得专家来华，武器交付须在三年内完成。五个月鏖战，最终签下“60个师装备、141个项目技术援助、在华修建试车线和兵工厂”的协议。电报拍回北京，毛泽东批示：“子敬不负众望。”
1952年，首批苏联专家踏上东北黑土地，沈阳的火车头嘶哑长鸣，仿佛在为这位曾多次倒在担架上的将军鸣谢。总参谋长的椅子上，徐向前依旧伏案，军装翻领里夹着医生嘱咐不得剧烈用脑的纸条。可他只拿笔重重划了两道：“能干，就得干到位。”
他知道，从八一南昌枪声起，二十三年过去，中国军队的征程翻开了新的一页。规章、编制、武备、院校，这些听上去比冲锋号平淡得多的名词，却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的战斗力。有人说，徐向前的血性在炮火中炼成，也有人说他的谋略在课堂上打底；对这位习惯在最后五分钟冲阵的将军而言，能在和平岁月写下一部部条令，同样痛快。因为那意味着：真正的最后五分钟，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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