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中旬，天刚蒙蒙亮，疾驶的吉普车从南京总统府门口开出，车里的人是张治中。车窗外残破的防空洞与匆匆撤离的人群交错掠过，他心里却只盘旋着一句话——“如果能用几句劝说让炮火停下来呢？”
张治中生于1890年，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毕业。早年追随孙中山护法，辗转粤闽川，八年摸爬滚打，仍是籍籍无名。1924年调入黄埔军校执教，他发现了一生最大的贵人——校长蒋介石。蒋对他礼遇有加，师生之谊、袍泽之情，缔结得颇为牢固，这段渊源决定了后来无数抉择的走向。
可情义毕竟拦不住时代的洪流。1927年“四一二”后，蒋介石挥刀清共，张治中却始终保持“不枪口对准共产党”的底线。有一次有人请示他调兵围剿红军，他只回了一句：“打内战，我不干。”就这样，他被边缘到军事教育和培训系统，却也因此成为屈指可数的“没跟 红军交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37年8月，他被任命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血战淞沪，几个月里损失惨重。蒋介石因战略意图多变，让他屡失先机，挫折与怨气深埋心底。紧接着的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摧毁了十里繁华。时任省主席的张治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该军法从事，却在蒋的一句“暂予留用”里逃过死劫。从此，他对蒋介石的“私恩”更添一层感激，也埋下了“救国救民”与“报蒋知遇”之间的矛盾种子。
时间拨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尘埃落定，北平和平解放，南京城里的高层却仍在拉扯。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回溪口；3月间，代总统李宗仁寻求和谈；而毛泽东、周恩来已在香山制订解放全国的日程表。在这多事之春，张治中被公推为南京和谈首席代表，他知道自己必须先过蒋介石这一关。
3月3日，溪口细雨。张治中进了丰镐房，见蒋介石正翻阅《周易》。两人寒暄未多，蒋先发话：“文白，你是来劝我出国？我不走，死也要死在老家。”这句话像山石一样堵住了张治中的劝说，他只得婉转告退。第一次探路，以失败收场。
三周后，他再赴溪口，行前将北平方面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草案）》锁进皮箱。蒋介石一页页浏览，脸色看不出喜怒。半晌，他放下文件，说道：“我不再过问政事，只求在此养老。”这句话令张治中大受鼓舞，他揣着“老长官点头”的信息连夜赶回南京，次日即放出消息。报纸铺天盖地宣传“蒋公赞成和平”，仿佛胜利在望。
4月1日，张治中领着代表团飞抵北平南苑机场。城门外的柳条刚抽新芽，他抬头看见城楼上正飘着那面崭新的红旗。是夜，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开席前，毛主席拉着他的手笑说：“文白，咱们又见面了。北方的家常菜，恐怕配不上你在南京的口味。”一句缓和气氛的话，把两人多年交往的情分点得通亮。
寒暄不过数句，毛泽东已把话锋转向正题：“十八号是最后限期。到那天，无论谈得如何，解放军要渡江。”语气轻，却像锚定江面的炮位。张治中心头一紧，暗自斟酌，终于提到蒋介石：“蒋先生盼望能以老百姓身份在家乡安度余年。若和平成，能否给他一线生路？”毛泽东闻言浅笑，并未正面回应。沉吟片刻，他把视线移向身边的周恩来，两人交换一下目光，然后淡淡地说：“名字可以暂不列入条款，但战犯要追究，这是原则。至于如何处理，看日后之功过。”
这番表态既留有余地，也亮明底线。张治中松了一口气，却也明白红线未动摇。接下来的几天，他在北平与中共代表团反复商谈，字斟句酌地修改协议。
4月15日，定稿电报送往南京。蒋介石从机要员手里接过电文，阅毕摔到地上：“这是卖国书！”他怒斥张治中“被共产党收买”，并当场命人起草训令，要求代表团“不得妄自签字”。李宗仁也在一旁摇头，理由简单——一旦准许解放军渡江，南京就保不住了。南京方面内部的两股势力出奇一致，顿时将张治中推向了孤立境地。
北平方面也没有停歇。20日夜，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横扫千军。协议付诸东流的同时，也宣告张治中再无回南京的可能。周恩来考虑到他的安全，建议代表团留在北平。张治中先是犹豫，随后释然：“这里也算是老朋友的营盘。”一句半是玩笑半是决然，他在灯下给家人写信，只留两行字：“此心安处，即吾乡。”
抵京半年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张治中出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继续推进新疆、新疆归中央大计，又数次为台海和平鼓与呼。蒋介石此时已在台北，对于这位曾替自己求情的旧部，只字不提。岁月如流，昔日“偏爱”与“知恩”终成历史注脚。
毛主席在1954年的一次接见中谈到张治中：“此人识时务，也重情义。”旁边工作人员记下这句话，后来整理档案时写了简单批语——1949年北平谈判，私请放蒋一马，终得一笑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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