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2月10日，巴勒斯坦副总统兼巴解执委会副主席侯赛因·谢赫通过社交媒体发声，要求巴勒斯坦境内所有民事机构与安全部门，坚决拒绝配合以色列当局的“占领措施”。这不是一次情绪化的动员，也并非临时起意的姿态调整，而是一次指向制度层面的政治表态，试图在高度不对称的现实中，重新标注巴勒斯坦自身的法律与主权边界。
声明的措辞并不复杂，却刻意强调了“严格遵守巴勒斯坦现行法律”，并指出这些法律符合国际法及既有协议。这种表述看似防御性，实则耐人寻味。它并未否认协议框架，也未否定国际法秩序，而是把问题的焦点重新拉回到执行层面：当既有协议被一方持续侵蚀，另一方是否仍有义务配合由此衍生的治理安排。
以色列政府数日前通过的、涉及约旦河西岸的最新决定，被声明直接定性为违反国际法、背弃既定协议。这一判断并不新鲜，却在当前节点显得格外沉重。约旦河西岸的法律与行政状态，本就处在高度模糊的灰色地带，长期依靠临时性安排与力量对比维系平衡。每一次单方面决定，都会在这一脆弱结构上留下新的裂纹。
巴勒斯坦领导层选择在此时发出“拒绝配合”的指令，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当占领措施不断升级，合作本身正在被重新审视。这并非宣布对抗升级，而是一种消极抵抗式的制度回应。通过要求民事机构与安全部门不再参与相关配合，巴勒斯坦试图削弱占领秩序赖以运转的日常协作网络。
这一策略并不激进，却风险不低。多年来，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在现实治理中承担着复杂角色，一方面维持社会运转，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嵌入以色列主导的安全与行政体系。拒绝配合意味着重新界定这一角色，哪怕只是象征性调整，也会对现有秩序产生连锁反应。
声明中对巴勒斯坦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韧立场”表示赞赏，这一表述并非煽动情绪，而是在为政治决策寻找社会基础。在长期占领环境下，民众对制度妥协的耐心正在被消耗。领导层若继续维持技术性合作而缺乏政治回应，合法性便会受到侵蚀。这份声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内部期待的一次回应。
同时，声明再次把目光投向国际社会，呼吁采取果断行动，制止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及其不断升级的占领、定居点扩张与歧视性政策。这种呼吁并不新，却反映出一种持续的无力感。国际法被反复提及，协议被反复引用，但在现实执行层面，制约机制始终薄弱。呼吁的重复，本身就说明问题的长期性。
值得注意的是，声明并未宣布任何协议失效，也未提出单方面政治重构方案。它选择了一种相对克制的路径，把合法性叙事牢牢锚定在国际法与既有协议之内。这种做法既是策略选择，也是一种现实约束。巴勒斯坦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空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规则的坚持。一旦放弃这一立场，反而容易被边缘化。拒绝配合，并不等同于拒绝治理。声明强调的是“不配合占领措施”，而非停止自身行政运作。这种区分，显示出巴勒斯坦领导层试图在有限空间内，重新划清“自治”与“占领辅助”的界线。界线未必清晰，却必须被反复描绘，否则将逐渐消失。
在约旦河西岸的现实中，定居点扩张、行政管控与安全措施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日常化的占领结构。它并不总是通过显性的暴力存在，而是嵌入许可证、道路、规划与执法程序之中。民事机构的配合，往往成为这一结构得以低成本运转的重要环节。拒绝配合，哪怕局部实施，也会增加这一体系的摩擦成本。这种策略能走多远，取决于多个层面。内部机构是否具备执行意愿，民众是否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不便，外部力量是否会以此为由施加新的压力，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声明本身无法给出答案，它只是把问题公开化。
在当前中东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巴勒斯坦议题常被卷入更大的安全叙事中，具体而缓慢的占领现实反而容易被忽视。侯赛因·谢赫的声明，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日常治理层面，提醒外界，占领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套需要持续协作才能维系的制度安排。国际社会是否会“采取果断行动”，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过往经验显示，谴责往往多于干预，关注常常被更剧烈的冲突转移。但对巴勒斯坦而言，继续发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存在的证明。沉默意味着默认，重复则至少保留了争议的空间。
当声明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它的受众并不只限于外交圈。它同样面向巴勒斯坦社会内部，面向那些在占领结构中日复一日生活的人。拒绝配合的指令，也许难以立刻改变现实，却在象征层面提醒人们，占领并非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自然状态。裂缝并不会立刻撼动整座结构，却会改变人们对结构的看法。占领秩序之所以持久，不只因为力量差距，也因为它被日常化、程序化、合理化。每一次拒绝配合，都是对这种合理化的一次打断。
声明结束于对国际社会的呼吁，语气克制，没有激情宣言，也没有即时方案。它留下的，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接下来发生什么，取决于回应，也取决于沉默。占领仍在继续，拒绝配合只是一个起点。真正的考验，在于这种姿态能否转化为持续的政治实践，在漫长而艰难的现实中，维持住那条并不显眼却不可或缺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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