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梁朝伟的荧幕搭档，一部戏的片酬够买香港半套房。 二十年后，她在麦当劳擦桌子，时薪32块港币，通宵工作10小时，刚好够吃三顿快餐。
这是郑艳丽的故事，一个把“高开低走”演绎到极致的香港女星。
1988年，香港无线电视办了个“银河新星女主角”比赛。 街头上被星探拦下的郑艳丽去了，那年她16岁，一张混血脸孔，眼神里有未经世事的亮光。 比赛结果出来，冠军是她。 大门“哗”一声敞开，TVB的合约递到眼前，上面写的未来闪闪发亮。
她的起点，高得让同期训练班的同学眼红。 第二年，她直接和当时已凭《鹿鼎记》《新扎师兄》红透的梁朝伟合作，出演金庸剧《侠客行》。 她演侍剑，戏份不轻，海报上她的位置很显眼。 那部戏里还有邓萃雯，后来成了TVB的当家花旦。 剧组的人都说，这女孩运气真好。
运气是来了，演技却没跟上。 摄像机一对准，她就紧张，台词背了上句忘下句。 导演喊卡的声音越来越频繁，眉头越皱越紧。 观众不买账，报纸上评价她“木美人”，空有外表。 TVB最不缺的就是美人，邱淑贞、李丽珍、蓝洁瑛……个个都比她放得开，比她更有话题。
公司的耐心很快耗尽了。 正经剧集的女配角不再找她，经纪人拿来新的计划：拍写真集。 那是九十年代初，叶玉卿靠一本写真红透半边天，名利双收。 经纪人把话说得很直白：“拍这个，钱来得快。 你看看别人。 ”
家里的电话总是准时响起，母亲的声音带着赌场背景的嘈杂，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要钱。 父亲酗酒，工作有一搭没一搭。 养家的担子，沉沉地压在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肩上。 她看着合约上天价的数字，那能解决家里所有问题。 她咬了咬嘴唇，签了字。
第一本写真集出来了，反响平平。 她站在一个尴尬的岔路口：退回去，无戏可拍；往前迈，是更深的水。 风月片的邀约就在这时递了过来，片酬数字后面跟着好几个零。
1993年，电影《灭门惨案之孽杀》的续集《借种》开拍，女主角定了郑艳丽。 开拍前，制片方和她谈得好好的，“尺度有限”，“会尊重你”。 她信了。
结果第一天进组，她就慌了。 剧本临时加了很多场戏，白纸黑字原来不作数。 有一场戏，男演员何家驹的手本该停在某个位置，但他没有。 郑艳丽当场僵住，下意识往后缩。 导演没喊卡，反而在监视器后头喊：“躲什么？ 专业点！ ”
更崩溃的时刻在后面。 一场浴室戏，原先说好只露背。 实拍时，导演突然要求她正面全裸。 郑艳丽裹着毛巾直摇头，声音带着哭腔：“合同不是这么写的。 ”现场安静了几秒，导演使了个眼色，几个高大的现场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他们不是来劝的。 有人拉她的手，有人按她的肩。 毛巾被扯掉，强光打在她苍白的皮肤上。 她挣扎，哭喊，但力气太小了。 摄像机冷酷地转动着，记录下一切。 那是她人生中最长的几分钟。 戏拍完了，她蜷在角落发抖，眼泪止不住，妆花得一塌糊涂。 周围的工作人员各自忙碌，没人看她一眼。
电影上映后票房火爆，话题全在她身上。 报纸用大标题写“一脱成名”，但字里行间全是鄙夷。 她走在街上，能感受到指指点点和异样的目光。 她以为脱掉的衣服，再也穿不回来了。
正经的剧组彻底对她关上了门。 邀约还有，但全是同一种类型。 她又接拍了几部风月片，一部比一部露骨，票房却一部比一部差。 钱很快花光，骂名牢牢钉在身上。 她想起经纪人当初说的“像舒淇一样把衣服穿回来”，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绝望的时候，她在一场饭局上认识了黄任中。 这位台湾富商名声在外，喜欢收集女明星，身边总是莺莺燕燕。 他对郑艳丽很感兴趣，夸她“有味道”。 饭局后，他派人送来了礼物，一件昂贵的首饰。
郑艳丽知道黄任中是什么人，也知道跟着他要付出什么。 但她太累了，一个人漂在深海里，看见一根浮木就想死死抱住。 她接受了下次邀约，再下次，顺理成章地搬进了黄任中为她准备的豪宅。 他认她做“干女儿”，她叫他“干爹”。
那几年，她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住在台北的豪华别墅里，佣人伺候着，衣柜里塞满名牌。 黄任中出门谈生意、会朋友，常带着她。 席间他搂着她的肩，向人介绍：“这是我干女儿，漂亮吧？ ”宾客们奉承地笑，她也笑，心里空落落的。
黄任中脾气古怪，对女人大方也严苛。 他的“后宫”里不止她一个，谁最会讨欢心，谁拿到的红包就最厚。 郑艳丽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争宠。 她把演技用在了生活里，目标就是让干爹高兴。 至于拍戏、事业，早就抛到了脑后。
她偶尔也怕，怕这种日子不长久。 但看看满屋的奢华，摸摸身上的珠宝，那点害怕就被压了下去。 她安慰自己，干爹有钱有势，跟着他，总比回去拍那些戏、看人脸色强。
2003年，黄任中因为税务问题被调查，身体也急转直下。 往日的热闹散得很快，那些“干女儿”、“女朋友”们，悄悄收拾东西离开。 郑艳丽没走，她也不知道能去哪里。 2004年，黄任中病逝。 追悼会冷冷清清，他身后的财产被冻结、清算。
法律文件送到郑艳丽面前，黄任中的家人语气冰冷：房子要收回，珠宝、存款，所有不属于她名下的东西，都要拿回去。 她站在那栋住了好几年的豪宅门口，只拎出一个小行李箱。 大门在她身后关上，锁芯转动的声音很清脆。
她回了香港，带走的钱不多。 想来想去，决定开家私房菜馆。 她以为自己明星身份是个招牌，却根本不懂经营。 选址、食材、人工、宣传，样样都是坑。 餐厅撑了不到半年，关门的那天，账上最后一分钱也赔光了。
她需要一份工作，任何工作都行。 她走进中环的写字楼，填应聘表格。 学历那一栏，她停住了笔。 工作经验？ 她写“演员”。 面试官看着她的简历，又抬头看看她，眼神复杂。 结果总是等不到回复的电话。
2014年，香港媒体拍到她在一家麦当劳上夜班。 照片里，她穿着深蓝色制服，头发扎成马尾，正低着头用力擦桌子。 报道写得很细：时薪32港元，每晚工作10小时，从日落到清晨。 有熟客认出了她，惊讶地问：“你不是那个……演过戏的？ ”她点点头，手上没停，耳根却红了。
后来她换过好几份工，超市理货员、大厦清洁工。 哪里要人，她就去哪里。 手指磨出了茧，腰也时常酸痛。 从前在片场吊威亚受的伤，在夜班时反复发作。
2020年左右，她的身体垮了。 长期的焦虑和压力让她吃不下东西，患上严重的厌食症。 体重像泄了气的气球，从一百多斤掉到八十斤不到。 她躺在床上，觉得生命正从指尖流走。 朋友把她送进医院，诊断书上写“严重营养不良，器官功能衰退”。
ICU她进了不止一次。 最危险的那回，医生对赶来的朋友说，再晚半小时，人就没了。 她在病床上插着管子，看着惨白的天花板，想起很久以前片场的强光。 两者都一样刺眼。
2025年初，事情好像有了点转机。 她在社交账号上发消息，说自己找到新工作，在一家面粉公司上班。 配图是她的工牌，笑容有些勉强。 粉丝留言鼓励她，说她坚强。
希望只维持了几个月。 同年6月，她突然在网上发长文控诉，说公司用尽手段逼她主动辞职。 加大工作量、无理挑剔、冷言冷语。 她没写具体细节，但字里行间全是疲惫和屈辱。 “我又没工作了。 ”她写道。 发完这条，账号很久没再更新。
如今，偶尔还有港媒提起她，用的标题多是“唏嘘”、“落魄”。 她住在香港某个狭小的出租屋里，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病痛是常客。 她很少再看自己以前的电影，那像是另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有时夜深，旧伤疼痛难以入睡，她会想起1989年的那个片场，想起梁朝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别紧张，我们慢慢来。 ”
当时她以为，那条路很长，光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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