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特朗普高调纪念美墨战争，盛赞“传奇胜利”，是在借历史为现实政治赋权。1846—1848年的战争以扩张主义和“天定命运”为旗帜，使美国吞并近半墨西哥领土，完成大陆帝国的关键跃迁，同时在墨西哥留下深刻的失土创伤。此后，两国形成截然相反的国民记忆：美国将其叙述为国家成长的必然阶段，墨西哥则视之为民族屈辱的原点。围绕这场战争的记忆分歧，持续塑造着双方的权力结构与边境政治，并在当下被再次动员。
彼时的美国，信奉“昭昭天命”的扩张主义，其动力是获取土地和财富、传播制度与理念，并隐含扩展奴隶制的经济需求。作为新生共和国的墨西哥，政局动荡，国力孱弱，无力有效经营和防御其辽阔的北部边疆。
美国通过战争，强行从墨西哥夺取了约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墨西哥其时领土的一半），一跃成为两洋大国。美墨战争也为美国的西进运动推波助澜，加快了西进运动的步伐及力度，同时也埋下了引爆内战的“地雷”，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场战争视为南北战争的前奏。
加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的美墨战争纪念碑
地理的诅咒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美墨战争的舞台，在西班牙经营美洲的殖民时代就已划定。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人在阿兹特克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区，其北部边疆横跨今日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
美国拉美史研究奠基人之一，西属美洲边疆研究领域的开创者赫伯特·尤金·博尔顿（Herbert Eugene Bolton），在其代表作《西属美洲边疆：故佛罗里达及西南诸地编年史》（The Spanish Borderlands: A Chronicle of Old Florida and the Southwes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21）中定义了“西属美洲边疆”，即现在属于美国的、从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地区，西班牙曾名义上松散地统治这些地区数个世纪，作为其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北部前哨。
《西属美洲边疆：故佛罗里达及西南诸地编年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21年
1821年，独立后的墨西哥继承了这片广袤却难以驾驭的舞台，而北方的美国正怀着“昭昭天命”的信念渴望扩张。当两个对这片舞台有不同主张、且文化迥异的“主角”在此相遇，冲突的剧本便已注定。军纪松弛、百不当一的墨军无法让这个北部前哨成为具备防御作用的北门锁钥。
此后，地理条件与国家能力之间的错位让矛盾逐渐激化。新生的墨西哥在独立战争后财政枯竭、军政涣散、地方主义盛行，中央政府对北部诸省的控制更多停留在法律文本而非现实治理。辽阔的荒漠、高原与稀疏的人口结构，使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与得克萨斯虽属名义上的领土，更是事实上的边缘。主权在地图上存在，在实际统治上却缺席。
彼时生机勃发的美国则呈现相反态势。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交通改善、棉花经济扩张与土地投机资本交织，推动人口与资本持续西进。“昭昭天命”不只是意识形态口号，而是人口压力、市场需求与政治动员共同塑造的扩张机制。对华盛顿而言，西部并非边疆，而是国家成长的必然方向；对土地的占有被视为自由、繁荣与共和国命运的物质前提。
得克萨斯成为两种逻辑的第一个交汇点。墨西哥为开发边地，引入盎萨移民定居，却低估了人口结构变化的政治后果。大量讲英语、信新教、笃信奴隶制的移民，与墨西哥的天主教传统、中央集权与废奴政策发生制度性冲突。1836年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独立，既是地方叛乱，也是美国社会力量向外溢出并落地生根的结果。此后近十年间，这片地区在法律归属、事实控制与外交承认之间长期悬置，成为潜在战场。
1845年美国吞并得克萨斯，模糊状态终结。波尔克政府同时谋求购买加利福尼亚与新墨西哥，意在获得太平洋出海口与跨大陆贸易通道。外交谈判失败后，美军进入争议地区驻扎，摩擦迅速升级。1846年春的交火被华盛顿定义为“墨西哥人入侵”，战争由此被正当化。事实上，这是一场由扩张意志、国家能力差距与边疆治理失衡共同推动的结构性冲突。
在《千漠之战：印第安突袭与美墨战争》（War of a Thousand Deserts: Indian Raids and the U.S.-Mexican War，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一书中，历史学家布莱恩·迪雷（Brian DeLay）以更加长期的边疆战争视角审视这场战争。他认为从1830年代开始，北部墨西哥与美洲大平原印第安诸部落（如科曼奇、阿帕奇、纳瓦霍）之间爆发连年突袭与反突袭战争，对人口、经济与社会结构造成严重破坏。印第安战争削弱了北墨的社会与军事抵抗能力，使该地区既被经济破坏又被人口耗损，从而间接助推了美国对德克萨斯独立战争的支持、对墨西哥北部的军事入侵以及1846‑48年的全面美墨战争。
在墨西哥国内，“北方巨人”（el coloso del Norte）这个词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引发了墨西哥对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墨西哥城的自由主义报纸《人民之友》（El Amigo del Pueblo）提到美国的态度是，“美国人认为任何触手可及的领土都理所当然是他们的”。在马塔莫罗斯，一份当地报纸称美国为新世界的“沙俄式威胁”。种族主义在恶化两国关系方面也具有普遍性影响。《政府日报》（Diario del Gobierno）在1843年引用一家纽约报纸的说法，称与墨西哥人作战就像“猎浣熊”（coon hunting）。1842年，驻新奥尔良的墨西哥领事报告说，一份新奥尔良报纸称墨西哥人为“半印第安人”（semi-Indian）和“半黑人”（semi-negro），而在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不被视为“人类的一部分”。战前数月里新闻界和公众舆论中表现出的好战情绪，与政府官员不愿对美国的咄咄逼人做出军事回应的态度形成了对比。
墨西哥外交部长曼努埃尔·德拉·佩尼亚（Manuel de la Peña）于1845年底就与美国是战是和的问题致信各州州长，称“任何墨西哥人都无法否认对美国进行战争回应的正当性，但我们必须考虑单纯的爱国正义激情之外的其他因素”。这里的“其他因素”是指墨西哥眼下是否拥有一支战力可观的常备军和充足的物资。
美国第11任总统波尔克
战争的铺开
努埃塞斯河与格兰德河像两支分叉的笔，在地图上勾出一块无人真正统治、却由美墨并皆声索的空白。1846年初，波尔克命扎卡里·泰勒率军南下，越过墨西哥认知中的界线，在格兰德河畔修筑工事。士兵们高筑营垒，以待战事。四月，小规模骑兵遭遇战爆发，数十名美军伤亡。华盛顿立即宣布“墨西哥人在美国领土制造喋血事件”，国会随即宣战。
战事的推进遵循着地形的逻辑。北线在得克萨斯与新莱昂、科阿韦拉之间展开。初期，帕洛阿尔托与雷萨卡-德拉帕尔马两役，美军凭借精妙的炮兵机动和步兵战术击溃墨军，打开通往蒙特雷的门户。1847年2月23日，美国将军扎卡里·泰勒以少胜多，在布埃纳维斯塔高原借峡谷瓶颈和高地火力，抵消人数劣势，以4700人击溃2万墨军。七度担任墨西哥总统的军事强人圣安纳（Santa Anna）承认惨败并撤退。泰勒的卓越军功最终助其当选美国第十二任总统（1849-1850）。
真正决定战争走向的却是海路。斯科特率美军自韦拉克鲁斯港登陆，这似乎可以视作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两栖作战。美军沿着殖民征服者科尔特斯当年通往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旧道西进。1847年9月，墨城查普尔特佩克堡垒陷落，首都被占，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西线亦有战事。在美国军官约翰·弗里蒙特的煽动下，约33名美国移民在索诺马（Sonoma）升起“熊旗”，宣布建立短命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国”，随后并入美国军队控制，最终促成美国对加州的占领，此地从此姓美不姓墨。
条约定界，金钱易土
战事既毕，谈判随之开始。和谈是在墨军失败、首都被占后墨方被迫坐到谈判桌前的情况下开始的，墨方内部围绕是否接受停战、何种让步存在强烈争议，有些派别根本不愿意谈判而坚持继续抵抗。
美国总统波尔克派出兼有律师、商人等多重身份的国务院书记长（chief clerk）尼古拉斯·特里斯特（Nicholas Trist）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与墨方接触。特里斯特最初收到的指令是如无法获得包括下加利福尼亚在内的更多领土，则只能给墨方较低赔偿条件。
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领土割让范围。美方希望获取广阔领土（包括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等地区）并最终确认得克萨斯边界；墨方则试图尽量保留更多领土。
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签署，墨西哥承认格兰德河为界，将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北部、内华达、犹他及科罗拉多部分地区割让给美国，面积逾230万平方公里，并放弃对得克萨斯的主权要求。战争补偿方面，美国向墨西哥支付了约1825万美元的“补偿款”。这笔款项包含1500万美元的购地款，以及美国政府承担的325万美元美国公民对墨索赔。
然而边界仍未完全稳定，南亚利桑那与新墨西哥南缘在条约中界线含混。1853年，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詹姆斯·加兹登与墨西哥总统圣安纳再度谈判，美国以一千万美元购得这片狭长地带，史称“加兹登购地”（Gadsden Purchase）。至此，美墨边界大体定型，一条几何化的线条覆盖了原本复杂的山脉、河谷与村落。
圣安纳（Santa Anna，1794—1876）
征服与反征服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书信集》中反思罗马对希腊的军事征服时写道：“被征服的希腊人征服了他们粗野的征服者，并把艺术带给了质朴的拉丁姆。”此言揭示了一个与武力征服逻辑相反的历史机制，即军事实力或能决定疆域归属，却无法垄断文化的流向。政治上的胜者，有时可能在精神与制度层面成为受到塑造的一方。罗马赢得战争，却在文学、哲学、教育、宗教形式乃至审美标准上渐渐希腊化，其思想世界已深嵌希腊传统。
类似的结构在现代美墨关系中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美国墨西哥裔社群运动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并非我们跨越了边界，而是边界跨越了我们！”（We didn’t cross the border, the border crossed us！），意思是这里本来就是我们的故土。这是对1848年领土更替历史的愤怒表达，也是对“移民”、“外来者”这些指称的根本否定。法律身份在一夜之间被重新命名，但社会结构、家族网络与文化记忆并未随主权转移而消失。所谓“外来者”，事实上是被纳入帝国版图的原住居民。
由此形成的历史后果，并非同化，而是反向塑造。
首先是空间与语言层面。美国西南部的地名体系本身即是墨西哥—西班牙殖民遗产的延续：Los Angeles、San Diego、San Antonio、Santa Fe……西班牙语长期保持公共语言地位，在教育、商业、媒体与选举政治中形成稳定的双语生态。美国并未将其完全英语化，反而在事实上接受了双语并行的现实。
其次是经济结构。农业、建筑、餐饮、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大量劳动力长期由墨西哥裔承担，构成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支柱。劳动力供给重塑了工资结构、城市扩张模式与跨境产业链组织方式。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形成后，墨西哥裔网络进一步充当跨国资本、物流与信息流动的中介。边界在政治上是分隔线，在经济上却成为循环带。美国的区域经济整合，很大程度依赖这一跨境社会。
再有，文化与日常生活。饮食、音乐、宗教节庆与大众娱乐的扩散速度远快于法律同化。玉米饼成为 “美国食品”，Tex-Mex成为饮食风尚，拉丁流行乐进入主流市场，甚至制霸格莱美，亡灵节、圣母崇拜、家族主义伦理嵌入地方社区生活，对消费模式、审美趣味与社会关系形态持续进行结构性改写。
更深层的是政治与制度层面。墨西哥裔的公民组织、工会传统与基层动员方式，改变了美国城市政治的权力分配和选举版图。选区重划、少数族裔投票权、双语教育法案、劳工权利扩展，都与其长期抗争直接相关。拉丁裔选民已成为决定性政治力量，迫使两党在移民政策、社会福利与劳工保护上重新定位。制度不再单向吸纳移民，而是在博弈中被改造。
美国在主权意义上吞并了墨西哥北部，却在社会现实中被墨西哥化。语言、饮食、劳动形态、政治组织与身份认同持续渗透主流社会。边界完成了法律整合，却无法阻止文化反向扩张。
美国人口统计局绘制的各州墨裔人口比例，美国侵占的领土上墨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记忆之战
战后百余年间，美墨两国对这场战争的叙述与记忆，并未停留在外交档案或军事史著述中，而是系统进入学校、纪念空间与国家仪式，成为一种长期运作的“记忆工程”。
在美国，官方记忆倾向于将其嵌入“西进运动”的宏大连续体之中。美墨战争被描述为边疆推进的自然环节，是人口增长、商业扩展与共和制度外溢的结果，而非一场主动发动的对外战争。教科书强调美军韦拉克鲁斯登陆的两栖作战、斯科特将军的巧妙战略机动、加利福尼亚几无流血的“光荣”接收，伦理判断被降至最低。割地条款、当地西班牙语居民的权利流失、暴力与掠夺则被压缩为背景。战争被“去政治化”为扩张的行政步骤，被纳入国家成长的自然史。
墨西哥则采取了相反的路径。战争未被淡化，反而被铭刻为民族记忆的创伤。失去半数领土的事实，被视为现代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官方叙述突出“侵略”与“牺牲”。查普尔特佩克城堡的“少年英雄”、圣帕特里西奥营的殉难者反复进入教材与纪念仪式，成为忠诚与抵抗的象征。
这种叙述传统深植于墨西哥的民族书写方式。墨西哥国宝历史学家米格尔·莱昂—波蒂利亚（Miguel León-Portilla）在《战败者见闻录》（La visión de los vencidos）中，通过纳瓦特文献重构阿兹特克人眼中的征服史，指出：“历史并非只属于胜利者，失败者也有自己的语言与记忆。”他以“被征服者的目光”重写西班牙征服，奠定了一种从创伤中寻找主体性的史学立场。这种方法论在二十世纪墨西哥公共史观中产生深远回响：国家倾向以“受害—抵抗—尊严”的叙事结构理解自身近代史。美墨战争遂被视作继十六世纪征服之后的第二次外来压迫，属于同一历史创伤长链。
墨西哥对美墨战争的记忆塑造是一套长期运行的国家文化记忆机制，从官方仪式、教育体系到学术界与民间话语共同参与，形成一种跨时代的身份建构。
国家级纪念符号首先表现在对“少年英雄”（Niños Héroes）的制度化纪念中。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中的“祖国祭坛”纪念碑（Altar a la Patria），是20世纪中期设计建立的公共空间象征，作为1852年首次大规模纪念的延续，将六名阵亡军校学员的事迹固定在城市轴线上。
教育体系是另一条传播途径。以下内容选自一本墨西哥高中历史教科书：
“得克萨斯被并入美利坚，尽管我们予以抗议……边界争议陷入长期争论，美国人以不诚实的态度推进谈判。他们下令军队入侵我们领土，以极大的背信弃义行事，并假装是墨西哥入侵了他们，让我们看起来像侵略者。他们真正寻求的是挑起一场战争，一场美国南部诸州极感兴趣的战争，以便获得新的领土，再将这些领土转化为蓄奴州……
虽然墨西哥有庞大的战争预算，但事实上它缺乏一支真正的军队，士兵装备糟糕，军官皆不称职……
战争是美利坚合众国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那片壮丽土地，拥有通向两洋的港口，加上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以及领土的扩张使蓄奴州的增长成为可能，这些都超额补偿了美国在不公征服中的人力和金钱损失。”
民间记忆实践同样活跃。在社区、文化组织、社会运动与跨境墨裔（chicano）群体中，美墨战争被连续不断地重新叙述与再现，成为讨论主权、边境、族群与不平等的语境资源。这种自下而上的记忆生产不是官方规范化的文化记忆，但它赋予历史以现实紧迫性，使战争记忆与当代社会问题相连结。
墨西哥的记忆塑造体现出复杂的文化记忆动力：官方利用物化场所与教育叙事固化战争符号，学界提供理论与批判视角，民间（包括在美的墨裔群体）则持续竞争叙事合法性。历史不再停留于过去，而是成为现代国家认同、社会凝聚和政治争辩的活体。
若从战争现场退回到纪念现场，美墨战争并未终结，只是更换了存在形态。枪炮停息之后，争夺转入时间深处。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1938-2024）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他认为“文化记忆”不同于个体经验层面的“交往记忆”，它依托纪念碑、节庆、典礼、教科书、官方文本等被固定下来的外化形式，形成跨世代传递的“长时记忆”。这种记忆具有明显的制度属性，其功能不在复原事实，而在塑造共同体，通过一套可反复讲述的故事与价值，建构所谓“凝聚性结构”，持续回答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谁。
以扬·阿斯曼的理论视之，墨西哥的文化记忆是通过多层次、多主体的实践，使一场历史创伤成为持续塑造国家身份的核心资源。
由此形成对照：美国通过遗忘实现合法化（美国学界其实也有批判的声音，比如反战史学、chicano研究），墨西哥通过铭记实现凝聚。前者将战争融入进步神话，后者将战争固定为民族创痛。公共记忆成为另一条边界线，与格兰德河一样，长期分隔着两种历史意识。
然而时间来到2026年，美国突然一反此前对美墨战争的淡化处理。特朗普2月2日发表声明，高调纪念美墨战争。白宫以“传奇胜利”“大陆统一”“捍卫主权”等措辞盛赞战争的胜利。这等姿态自然和特朗普当前的执政逻辑与政治议程密切相关。美国当前正处于强调民族主义叙事与历史胜利的政治氛围中。特朗普在声明中将历史胜利与当代政策成就（如边境安全、打击移民与毒品）联系起来，试图用历史叙事为其当前的强硬移民与边境政策提供合法化或象征性支撑。
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卸任后的环球旅行中，曾对随行记者约翰·罗素·扬说，“我认为没有比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侵略更加邪恶的战争了”。彼时作为一名陆军中尉，他认为美国对努埃塞斯河以东的土地没有合法权利，并对入侵感到羞耻。他认为这是一场由扩张奴隶制领土的欲望所驱动的战争，代表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欺凌一个“更弱小的国家”。这种来自历史现场和侵略者内部的批判声音，是解构单方面光荣叙事的最有力武器。
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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