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德战争初期，古德里安冲进莫斯科，二战的结局会不会改写呢？实际上，我们之所以产生这些争议，核心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若站在德军先锋古德里安的角度，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显然是上策。但如果以德军统帅的视角统筹整场战争，需要考虑的因素就非常多了，比如兵员补给、收益、风险、生产等等。与其冒险攻占莫斯科，不如稳固战线、稳扎稳打。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用抗日战争来阐述这个问题，大家立刻就能明白。南京沦陷后，日本大本营意识到，中国事变很难像他们期望的那样速战速决，再加上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更让日本深感焦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日本决定暂停华北攻势，稳固战线，等待兵员补充，不得贪功冒进，以免陷入被动。
但这个命令在华北、华中的日军看来，完全是多此一举。他们认为，只要拿下徐州，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打通京浦铁路，中国就会屈服。这些日军将领此前与中国军队交手时进展太过顺利，以至于十分轻视中国军人，思维仍停留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中，这也是侵华日军将领与日本大本营产生割裂的主要原因。
面对总部的命令，华北、华中日军决定以既成事实迫使日本大本营屈从他们的意愿。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问题是，那可是日本东京大本营，和日军前线总部根本不是一回事。更何况，日本有容错率吗？对日本而言，侵华战争是其拼尽一切资源财富进行的豪赌，他们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出错，必将万劫不复。
而不巧的是，急功近利早已成为日本军部根深蒂固的顽疾。日本华北方面军计划出动第十师团和第五师团作为主力，兵分两路：沿京浦铁路和潍台公路南下，直奔台儿庄；第十四师团则由濮阳南渡黄河，经鲁西南转向开封、郑州。
华中方面军第九师团沿京浦铁路北上，佐藤支队沿运河北上，负责牵制中国军队；第十三师团北渡淮河，直取永城和黄口，截断陇海铁路。反观中国方面，为阻止日军占领徐州、贯通中原，蒋介石重组了第五战区。
其实早在淞沪会战期间，国民政府就组建了第五战区，主要负责鲁南和苏北战事。但后来因淞沪会战激烈程度远超预期，第五战区各部不断被抽调到上海，该战区一度被撤销。直到1937年10月16日，第五战区才重新成立。
然而，刚经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中国军队中那些装备和作战能力稍好的中央军，大多损失惨重。面对即将到来的徐州地区中原防线保卫战，李宗仁能依靠的，只有手中的桂系部队，以及张自忠的西北军、于学忠的东北军、孙桐萱的山东部队。
除桂系外，其他地方军长期被国民政府视为“杂牌部队”，屡遭打压，连基本弹药和粮饷都严重不足，遑论兵员素质。这些地方军虽条件艰苦，但说到底也是军人。目睹祖国同胞遭外族欺凌，他们内心同样充满愤怒与仇恨，更有拼死一战的勇气。
同时，他们也担忧：若拼死作战后得不到补充，或因战败被革职、撤番，该如何向牺牲的战友和家人交代？这便是大多数地方军的内心写照，说白了，国民政府不信任地方军，地方军也不信任国民政府。
那么，轻敌冒进、狂妄自大的日军，与心思各异、装备落后的中国地方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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