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刚走不久，朝堂就骤然紧张：太傅杨骏把持辅政，朝臣逐渐离心，宗室对其不满；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计划夺权。
她一边借宗王刀，三月就把杨骏掀翻；六月再连下两步铲除对自己有威胁的宗室，把权力牢牢扣在自己掌心。
可最要命的问题也随之冒头，当一个王朝的“国本”太子开始长大，她会让出舞台，还是把舞台连同未来一起掀掉？
洛阳宫里那根绷到发白的弦
晋武帝司马炎一死，西晋的权力中枢立刻露出了裂缝。
皇位传给了司马衷，但这位皇帝几乎不具备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于是，“谁来辅政”迅速取代“谁是皇帝”，成为朝廷真正的核心问题。
武帝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是外戚杨骏，名义正当、资历最深，看上去是最稳妥的选择。
可正是这种“稳妥”，迅速引发了新的失衡。
杨骏辅政之后，独揽朝政，任用亲信，排斥异己，甚至将皇后贾南风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对外，他代表的是顾命权威；对内，却成了宗室、士族、宫廷近臣共同的不满对象。洛阳宫廷的权力张力，被迅速拉到极限。
贾南风正是在这根已经绷紧的弦上，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
她利用外戚和宗室之间的矛盾，与楚王司马玮等合谋于291年春，铲除外戚杨骏及其党羽数千人。
这一刻，西晋的辅政体系被整体拆除。权力真空骤然出现，而皇帝无法亲政，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所有人都意识到，真正的危险，并未解除。
而贾南风，也在这一刻被推到了舞台中央。
一石二鸟的代价：她坐稳了位置，却剪碎了朝廷
杨骏倒台之后，朝中真正掌权的是晋廷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贾南风再度出手。
她先矫诏诱使此前参与倒杨的宗王力量楚王司马玮，铲除司马亮和卫瓘。后反手清除司马玮。
名义上，是擅杀大臣、扰乱朝纲；实质上，却是一记精准的权力剪刀，清除了最具军事威胁的宗王，让自己得以专权。
尽管贾南风执政的手段并不光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她专权期间也展现出了出众的政治才能
在她执政的前半段，朝廷一度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史称元康之治。
这并非溢美，而是一种历史对照，在此前的外戚专权与宫廷震荡之后，洛阳能够海内晏然、朝野安静，本身就说明权力暂时可运转。
贾南风执政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知人善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名士张华。
张华是西晋庶族名士，曾是贾氏集团的反对者，但贾南风却可以做到委以重用，是为爱惜人才的一面。
与此同时，职官、俸禄制度得以修补，禄田制、九班制改革推进，中央政权在重压之下维持运转。
而这，正是贾南风“最成功”的地方。
她用强硬手段压住了权力竞争，用重臣班底维持了行政运转，用结果换取了朝廷的暂时安静。
换句话说她并不是一上来就把国家往火坑里推。
但问题，也正埋在这里。
这种稳定，并不是建立在制度共识之上，而是建立在“她还没有动国本”的前提之下。
一旦触碰到那个所有人都无法退让的底线，之前积攒的矛盾，就会同时爆发。
而这个底线，很快就出现了。
它不是外患，不是流民，也不是叛乱的部族，而是那个逐渐成长、开始拥有政治意义的——太子。
从这一刻起，洛阳宫里的秩序，将不再是谁能稳住局面，而是谁能活到最后。
国本一断，宫廷逻辑彻底破产
在元康年间，有一条未被明言、却被普遍遵守的底线，太子不可轻动。
太子司马遹的存在，是所有政治力量默认的未来出口。
随着他逐渐成长，获得了西晋朝臣的拥戴，希望他可以早日接手朝政。
而这，恰恰让贾南风感到不安。
她的权力，只属于现在。一旦太子成为政治焦点，她便失去了唯一的优势。
起初，她试图通过限制、压制、边缘化来控制太子；但随着太子声望上升，她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合法性不是皇后恩宠所能替代的。
于是，她选择了更激烈的路径。
299年，她以谋逆为名，诬陷并废黜太子。这个举动，真正摧毁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宫廷的预期结构。
从这一刻起，所有人都意识到：未来不再确定，规则不再可靠。
她废掉旧秩序，却无法建立新秩序。西晋政治第一次从“宫廷权斗”，滑向“全面备战”。而她自己，站在了这场失控的正中央。
太子被废之后，洛阳已经不再安静。
宗室、朝臣都对其感到愤怒，有图谋废掉贾南风，重新立太子司马遹的想法。
对已经退无可退的贾南风而言，太子一日不死，权力隐患便存在，于是她做了一个直接将西晋推入深渊的决定。
300年，她下令杀害太子司马遹。
这一刻，政治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此前的一切尚可解释为权斗，而太子之死，直接把事件推入血债层面。
司马伦随即以“讨贼”为名发动政变，废黜贾南风，并逼其自尽。
从个人命运看，她已彻底失败；从历史进程看，灾难才刚刚开始。
她倒下的同时，压制多年的矛盾全面反弹。
司马伦篡权，其余宗王起兵，西晋从宫廷争权，迅速演变为诸王混战——八王之乱正式展开。
回望这一切，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
贾南风用九年时间，勉强把一个本就失衡的帝国压在手里；却在最后一年，用最锋利的一刀，割断了它最后的承重梁。
当她离开历史舞台时，个人悲剧已经结束，而中原长达三百年的动乱，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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