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深秋，南京雨打梧桐。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聂凤智又一次因哮喘入院，夫人何鸣陪在病房外，眉头紧锁。她刚从杭州老战友那里辗转求得一张偏方，连夜熬煎，指望能缓解丈夫多年顽疾。就在这家属病房里，鲁珉夫妇带着十岁的小儿子前来探视，两家人还在走廊上嘘寒问暖。没人会想到，三年后竟会兵戎相见，闹得人尽皆知。
聂、鲁二人是战火中结下的战友情。1952年夏，中朝联合空军总指挥部在平壤郊外召开作战复盘会议，聂凤智与鲁珉隔着一张战损地图，相互交换对美机作战心得。当时的聂凤智年仅三十八岁，却已是少将军衔；鲁珉也因击落多架敌机，被誉为“空中尖刀”。那一年，他们一起在鸭绿江畔喝过烈酒，许诺和平归来后好好聚一聚。谁料，时局风云变幻，友谊被时代的暗流撕扯得支离破碎。
1966年，“不拿药只给人训话”的医疗条件让将军顽疾反复。何鸣白天要在南京空军机关主持妇工，夜里还要守着丈夫的病榻，没少偷偷掉眼泪。某次开会间隙，她向同事提起那张杭州偏方：草乌、桑枝、海桐皮，佐以蜂蜜，分温三次服。鲁珉的夫人恰好在场，听说效果颇佳，心生一线希望——他们的小儿子常年被哮喘折磨，夜里一阵咳喘，满屋子都像擂鼓。她当即开口：“可不可以让孩子也试试？”
何鸣向丈夫请示。聂凤智不假思索：“救人要紧，孩子抱来住在咱家！”于是，一个略显瘦小的男孩被接到将军府邸，由空军医院的医护团队和何鸣共同照料。每日凌晨，何鸣亲手煎药，守在孩子床前看他服下，顺便观察脉象反应。药劲见效很快，两个月后，男孩的喘息声小了，脸色也红润起来。临别那天，鲁珉在院子里连声道谢，“老大哥，欠你们一条命！”
时间来到1968年暮春。政治狂飙席卷南京，批斗会此起彼伏。就在一场“揭发大会”上，鲁珉夫妇突然站出来，挥舞文件，高呼：“聂凤智是黑司令！他和黑太太何鸣为治病，用我儿子做人体实验！”会场里顿时哗然，有人惊愕，有人附和。口号声、锣鼓声、哨子声搅成一团。昔日战友瞬间被推向风口浪尖。
诬陷的浪潮来得太急。连续八天八夜，何鸣被拉上批斗台，强光照脸，噪声围攻。她不懂政治翻云覆雨，只知自己问心无愧；可当看到造谣者正是那位曾向自己求药的母亲，心里的委屈像洪水决堤。第九个深夜，她悄悄吞下了整整一瓶一百片鲁米那，“与其拖累他，不如自己了断。”幸好巡诊护士及时发现，抢救回来，她在病榻上醒来时泪流满面。
转眼到那年的七月，聂凤智被押回家“开门斗”。头发乱得像鸟窝，脸上满是灰尘。何鸣抖着手，端来脸盆。“你别管我！”聂凤智喘着粗气，“我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向上级要人！”旁边的小女儿哭着回答：“听到了！”寥寥数语，成为全家九死一生的约定。
再后来，南京梅雨季的一场大雨中，何鸣领着孩子去敲许世友司令员的门。院内老枣树滴水，许世友刚练完拳，一身蒸腾热气。他听完来意，脸涨得通红，一拍茶几：“说老聂是假的？鬼话！他身上的十几个窟窿哪儿来的？我给他开过证明，谁敢不信？”话音刚落，他提笔写下一封说明，盖上军区司令部的钢印。这封信后来像一块压舱石，日后平反时起了关键作用。
1972年5月，北京的一纸调令，将已被“隔离审查”四年的聂凤智悄悄接回南京。回到熟悉的梅园新村，他第一句话是：“何鸣，家里都好吧？”声音沙哑，却透着底气。翌年春，组织正式宣布“聂凤智问题完全解决”。黑司令的帽子终于被摘下，他再次穿上戎装，精神焕发，先后出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尘埃落定后，有人追问鲁珉夫妻的下落。公开档案并未给出结果，只在零散的回忆录中出现一笔：“某同志深感自责，常年闭门少见宾客。”昔日拜谢与诬陷的反差，令人扼腕。有人感慨，医者仁心遭遇背叛，最难堪的是人性里的阴翳；也有人说，这是时代给人的残酷考卷，合格者屈指可数。
回到最初的庭院，那张旧木桌上仍摆着当年何鸣抄写的偏方：草乌三分、桑枝五分、海桐皮五分、蜂蜜少许。如今医书记载，这副药方符合温肺祛痰、宣通气道的原则，并无“试验”色彩，更与“投毒”沾不上边。一纸辨析，胜过千声喧哗。
1939年的延安，18岁的何鸣看上26岁的聂凤智，只因他训练时总是冲在最前；1940年的窑洞婚礼，罗瑞卿调皮地让学员把门板拼成新床；1941年的水古村，冰雪中响起新生女婴的啼哭；1952年的高空，志愿军飞行员对阵“空中霸王”；这一幕幕，才是他们生命真正的底片。风云压城时，有人选择落井下石，也有人把旧相识写在胸口，替兄弟撑伞。
历史把诚与伪都亮在灯下。聂凤智夫妇被泼下的脏水，终被事实一一拂去；鲁珉的口供，却在档案中留下难以抹去的笔迹。善恶不因喧嚣而易位，公道也从不因沉默而缺席。1978年春，南京城头新柳抽芽，聂家旧宅的药香又在院里弥漫，只是再没有人敢质疑那几味药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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