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天，河北遵化一带的地里正忙着锄草。就在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时节点，一位从北京来的中年作家，提着行李走进了西铺村的土街。他叫古建滋，此行既不是探亲，也不是旅游，而是准备在这里“蹲点”写书，人物原型正是轰动全国的全国劳模、县里最有名的“穷棒子社”社长——王国藩。
古建滋刚到村里时，村民们都知道：首都来的大作家，是冲着王国藩来的。报纸上、广播里，早就把这位社长夸成了“穷人翻身”的典型。有人悄声说：“这回是要给他写本大书啊。”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正是这个作家，亲手把一桩看似不大的问题，一层层反映到了北京。
要说古建滋为什么下决心来西铺村，还得从一本苏联小说说起。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艺在国内影响很大，《被开垦的处女地》风头正劲，书里的达维多夫，是领导集体农庄的典型人物。古建滋读完，心里一直在琢磨：中国这么大的农村，也该有自己的“达维多夫”。1950年代中期，他在报纸上看到“穷棒子社”和王国藩的报道，脑子里一下就亮了：这不就是要找的人吗？
在古建滋的设想里，如果能写出一部中国版的“处女地”，让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社长，带着一群穷人办合作社、闯出新路，那将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他带着这样的期待，进了西铺村，住在农户家里，跟着下地、开会，细细观察王国藩的一言一行。
等真正接触多了，他发现事情比想象的复杂得多。王国藩确实能干，能吃苦，也有办法，可在一些细节上，却不那么“完美”。有意思的是，古建滋并没有急着下判断，而是继续观察。他心里很清楚：写典型人物，不是只写光的一面，人有弱点并不稀奇，关键在于怎么对待。
一转眼到了1961年，全国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这个年份，在王国藩的经历里，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
一、从绅士后代到“穷棒子社”社长
要说清1960年代的那场风波，绕不过他早年的经历。西铺村在清末民初曾经出过一个小有名气的绅士，家底厚实，在一带很有些说话的分量。但好景不长，这位绅士染上了大烟，家业逐步败落，到民国时期，已不复当年景象。
1919年，王国藩出生在这个没落家庭的第四代。父母盼子心切，晚得儿子，自然高兴得很。家道虽然已经不行了，可“绅士后人”的影子还在，长辈对他的期望，也比普通农家娃要高一些。然而，现实不讲情面。王国藩七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彻底失去了顶梁柱。
为了活下去，他少年时期就学会了在周边村镇之间倒腾粮食，背着口袋四处跑，东西南北村都混得熟了。不得不说，这段经历很磨人，却也练出了他算账、看行情的本事。日后办合作社时，他对钱、物、账目算得明白，很大程度上就出在这一段生活底子上。
1941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西铺村。这个村庄和许多冀东地区村落一样，被卷入战火。日军占领后设立伪政权，需要村里有个能干事的人当“办事员”。王国藩年轻、识字、会算账，便被推了出来。表面看，他是在伪政权中办事，实际情况比这一句要复杂得多。
在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下，一些有群众基础又有能力的人，被争取成为内部力量。王国藩在村里帮八路军传递消息、筹集粮食，渐渐被吸收进党组织，成了西铺村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那时候，当事人很清楚，一旦暴露，后果极其严重，可他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1949年，全国解放在即，土地改革推进到河北一带。王国藩的家庭，因曾经的绅士背景，被定性为“没落地主”成分。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这个帽子意味着挨批斗、被监督，政治上非常被动。王国藩在土改中受到了很重的批判，生活也迅速陷入困境。一家五口，全靠他在县运输部门打小工挣点钱勉强糊口。
就在这种低谷中，命运又向他抛出了一根绳子。1951年，有一天，他从县城下班回村，在路上遇到了老同事赵涌兴。两人曾在日本华北采金公司当过工人，这算是共同的旧经历。此时的赵涌兴，已经是区委副书记了。听到王国藩被错划、生活艰难，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赵涌兴向上级反映情况，多方奔走。到了1952年，县委组织部门对王国藩的成分问题进行了纠正，撤销“没落地主”的错误划分，恢复了他的党籍。这一年，对于王国藩的命运，是关键转折。他又一次回到了组织内部，也重新有了发挥作用的机会。
二、“穷棒子社”的崛起与被推上典型
不久，河北饶阳县耿长锁办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被大力宣传。1952年前后，王国藩受邀去参加耿长锁办社经验的学习活动。那次活动，让他看到了另一种路子：穷人抱团，集中力量搞合作社，靠集体生产摆脱贫困。这种做法，既符合国家的整体方向，也戳中了他内心深处的焦虑。
从县城回来，他在心里打定了主意：西铺村不能再这么穷下去。这个念头一旦形成，就很难按下去了。他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推行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看好，尤其是中农、富裕一些的人家，心里打鼓：“把所有东西都放一块，靠不靠谱？”积极响应的，竟然多是最穷的那一批。
最终，愿意进社的只有二十三户，大多是常年要饭的贫农，其中十一户几乎长期靠讨饭过日子。村里一些地主分子冷嘲热讽，说这样一群人凑一起，办出来的社，只能叫“穷棒子社”。这个说法本是讥讽，却很快变成了外界记住他们的名字。
王国藩对于这个称呼，起初也有点尴尬，但转念一想：“穷就穷吧，能干出个样子来，比好听的名号重要得多。”不过，话说起来容易，真正运转起来，一道道难关立刻堵在前面。春播临近，社里没有牲口，也没有像样的农具，地再多，也难以好好种。
有人提出，向国家要救济。困难时期，很多地方都在等上面的援助，这个想法并不稀奇。可王国藩的反应，却有点“倔”。他当面否决了这一建议，认为要是养成了伸手要的习惯，合作社的路就走不长。他把目光投向了东北方向的燕山山脉。小时候，他曾跟父亲上山挖药材，对那一带的地形很熟悉，知道山里有不少可利用的资源。
那时的燕山一带，荆棘、艾蒿成片，柴草丰富，却没有人当回事。王国藩心里打起了算盘：人手有的是，只要组织起来上山打柴，就能变成钱。他把社员分了两拨，一部分人走四十里山路，到王寺峪山砍柴，一部分人留在村里捣冰粪，积肥备耕。
山路难走，活很累，但社员知道，不干就没活路，咬牙也得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辛苦劳作，这些柴运到集市，一车一车卖出去，最后换回了二万多斤山柴折合的钱款。这个数字，对那时一穷二白的“穷棒子社”来说，简直有点不可思议。社员们看着那堆不算多，却很实在的现金，心里直发热。有人感叹：“原来上山砍柴也能翻身。”
这笔钱暂时放在王国藩手里保管。春节临近时，社内又有了分歧。有社员提出，把钱分了，各家过个像样的年再说。有人说得更直接：“先吃饱，没钱了再找国家想办法。”话说得不算好听，也符合当时很多人的心理。
面对这样的声音，王国藩态度非常坚决，明确反对把钱分光。他提出，要用这笔钱买牲畜、买车等生产资料，为来年的生产打基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眼光放长一点，别只盯着眼前这一顿饭”。在会上，他反复解释这个道理，甚至有点着急地说：“要是今天把钱分了，明天还是这副穷样。”
社员有犹豫，有不满，但考虑到他是社长，再加上合作社刚起步，大家还能勉强接受。用这笔钱买了牲口之后，“穷棒子社”起码有了基本的耕作条件。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有牲口没有圈，有羊没地方养，有车没地方放。为了补上这些短板，王国藩又组织人上山，继续打柴换钱。
一来二去，社里有了牲口、有了圈舍、有了基本工具，生产秩序逐步理顺。社员在地里忙得热火朝天，收成开始慢慢起色。到了1953年前后，“穷棒子社”的变化，被上级注意到。此时已经担任区委书记的赵涌兴，在大会发言时，专门介绍了西铺村的办社经验，说穷人抱团也能干成大事，点名提到王国藩。
经验一被推广，报纸、电台陆续报道这个社，名字越传越响。“穷棒子社”的称呼，也从讥笑变成了光荣称号。1955年，中央领导在阅读各地农业合作社材料时，看到了王国藩和“穷棒子社”的事迹。毛泽东对这个社很感兴趣，还专门作了评价，大意是：在遵化县的合作社运动中，有个王国藩合作社，只有二十三户贫农，被人叫作“穷棒子社”，却硬是靠自己的努力搞起来，这恰恰说明了新中国农民的精神状态。
有了这样的肯定，王国藩被推上了更高的舞台。1957年，他进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会议，站在庄严的会场里，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代表，一时风头无两。对一个从贫困农家走出的社长来说，这样的荣誉分量很重，也改变了他在地方上的位置。
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他在组织内的职务不断提升，在当地成为典型中的典型。与此同时，他身上的另一面，也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慢慢显露出来。
三、210元风波：作家的“告状”与组织的态度
时间来到1960年前后。古建滋已经在西铺村长期驻扎，对王国藩的早年经历、财务习惯、人际关系，都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不可否认，他对王国藩的能力和吃苦精神，是认可的。但在交往中，也陆续听到了一些让他心里犯嘀咕的情况。
1961年，是全国经济最为紧张的时期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藩和三名军政干部，做了一件看上去不大，却很敏感的事。盖西铺村招待所要处理部分木料，其中有四根木料质量尚可。几个人以较低的价格把这四根木料买下，随后找木匠加工成棺材板，再以市场价倒卖出去，总共赚了210元。
四个人将210元平分，每人分得五十多元。在当时的农村，这笔钱绝对算不上小数目。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折算，这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维持好几个月的生活。古建滋后来了解到这一情况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以王国藩的身份，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被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占公家便宜。
一次谈话里，他隐晦地提醒过王国藩，问他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据说当时的对话很简短。古建滋问：“老王，这事不太合适吧？”王国藩沉默了一下，只回了一句：“日子难，不容易啊。”语气中既有无奈，也有某种侥幸。这句话并不能抹平问题本身，在古建滋心里，却像一块石头，越压越沉。
作家长期在农村体验生活，本意是树立典型，写出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一直在思考：到底是该为了“完整的形象”而把这些问题忽略过去，还是应该忠实于事实，向组织说明情况？拖了很久，1962年，他终于做出决定，先找一个最合适的人说清楚。
这一年，他专门去见了老朋友、也是王国藩老同事赵涌兴。听完他讲述木料、棺材板、210元利润的来龙去脉后，赵涌兴很震惊。一方面，他知道王国藩一路走来不容易，也亲眼见证过“穷棒子社”的艰难起步；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典型人物行差踏错，更容易带来负面影响。
赵涌兴没有私下“压下去”，而是按照组织程序，先向县长汇报了情况。县里领导听后，觉得问题不能简单看待。毕竟涉及的是全国劳模、曾被最高领导提名表扬过的人物，一旦处理不当，要么过轻，要么过重，都可能失当。于是，这件事又被层层上报，最后送到了唐山地委。
唐山地委综合情况后，觉得需要更高层面的判断，决定再行上报。就这样，一起起源于招待所废木料的小事件，最终惊动了北京。中央派出了工作组，下到地方进行调查核实。工作组来到西铺村后，不仅查了相关账目，还找相关人员谈话，把事情来龙去脉细致梳理了一遍。
面对工作组掌握的情况，王国藩起初难免有些顾虑，但在证据面前，最终承认了自己参与购买木料、倒卖棺材板、分得五十多元利润的事实。这点金额，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的贪污案件中，并不算大。然而，牵涉到的人身份特殊，事情自然变得敏感。
由于案情涉及面不窄，且牵连到军政干部，最后，这件事被交到华北局层面处理。组织内部在研究时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有干部主张，王国藩身为全国劳模，影响力大，更应该严于律己，现在却利用职务之便“多吃多占”，算不上小事，应该按照贪污罪从严处理。
也有人主张，从实际金额和背景来看，他在经济上并没造成大规模损失，问题性质应定性为利用职务便利占便宜，属于作风和纪律问题，应以教育为主。讨论比较集中的一点，是如何把握“典型人物犯错误”的尺度。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带有示范意义的实践课题。
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种相对稳妥的态度。他认为，王国藩的问题，要采取“和风细雨、同志式”的方法来解决。意思很明确：既不能迁就，也不宜简单扣上“贪污分子”的帽子一棍子打死，要通过组织处理和严肃批评，让他认识错误、加以改正。
当时中央的相关规定，对贪污行为有比较清晰的界定：贪污百元以上，可认定为贪污行为；累计千元以上，则可能被划入“贪污分子”范畴，处理就要更重。王国藩个人分得金额五十多元，未达百元标准，从数字上看，确实还差一截。于是，组织上最终将其定性为“多吃多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贪污罪。
有意思的是，这种界定既遵守了当时的政策尺度，又留下了教育挽救的空间。从结果看，组织给出的处理意见是：责成王国藩作出深刻检讨，退回个人所得款项。同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提醒其他干部引以为戒。这种处理方式，既保留了他的历史功劳，又不对错误视而不见。
从一个侧面看，这起看似不大的风波，折射出当时对“劳模形象”的复杂期待。一边要树典型，另一边又必须面对典型也会犯错的现实。古建滋之所以选择“告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觉得，如果连这些问题都不敢说，那么写出的典型，就只剩下光滑的表面。这一点，倒也颇能说明那个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心中的尺度。
210元的账，最终算得明明白白。木料从哪里来、怎么出手、利润如何分配，组织都查清了。王国藩在检查中，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利益面前确实有过自私的一面。长期处在荣誉光环之下，有时候也难免觉得“自己辛苦干了这么多年，占点便宜不算什么”。这种心理，并非他一人独有，却在他身上暴露得格外扎眼。
退回那五十多元，对他个人经济状况而言，并不致命，真正让他感到压力的，是来自组织、来自群众的眼光。曾经被推到高处的人，一旦在作风上出现问题，跌落下来的那种心理落差，很难用简单的话形容。
这件事过去后，王国藩的名字在媒体上稍稍淡了一段时间。原本计划中的那部“新中国版《被开垦的处女地》”，也因为这场风波，难以再完全按照最初设想去写。典型人物不再是毫无瑕疵的英雄形象，而是有功绩、有缺点的普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现实提醒。
从“穷棒子社”的艰难起步，到被中央肯定，再到因五十多元引出调查，王国藩的一生，像被放在一块放大镜下。他的能干与聪明，他早年的胆识与吃苦，也包括后来的自我松懈和“小算计”，都被一一看见。不得不说，当年那场关于210元的小小风波，既是对他个人的敲打，也是对许多干部的一个提醒：荣誉可以争，功劳可以记，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却必须经得起一笔一笔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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