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历史名人来济（唐朝进士）
大业十四年（618年）江都宫变的血色，与龙朔二年（662年）庭州戈壁的风沙，相隔四十四年时空，却共同勾勒出一位唐代宰相悲剧而壮烈的一生。来济，这位从隋末浩劫中幸存的江都孤儿，凭借卓绝的“文词”与“时务”之才，在贞观、永徽年间登上帝国权力的中枢，最终因坚守儒家礼法正道，直言触逆，以身殉国于西域疆场。他的一生，是个人才华、时代机遇与政治风暴激烈碰撞的缩影，其由文入相、以死明志的轨迹，在初唐政治史上刻下了一道独特而深刻的印记。
来济的起点极高，其血脉中奔流着隋帝国的赫赫武功。其父来护儿，乃隋朝开国名将，官至左翊卫大将军，封荣国公。他平陈国、破高丽，战功卓著，炀帝巡幸江都时曾特赐其荣归故里、宴飨父老，堪称江都历史上最显赫的武将代表。然而，这煊赫的门第在隋末剧变中瞬间崩塌。宇文化及江都弑逆，因忌惮来护儿忠勇，将其杀害，并屠灭其家。年幼的来济在这场灭门惨祸中奇迹般得以幸存，从此“流离艰险”，从钟鸣鼎食的国公府坠入人间地狱。这段惨痛经历，既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创伤，也淬炼出其日后“笃志好学”、坚韧不拔的非凡心志。
隋唐之交，社会重组，科举制方兴未艾，为寒素与破落贵族子弟提供了新的晋身之阶。来济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代脉搏。他“笃志为文章”，凭借超凡的文学才华与“善议论、晓畅时务”的务实能力，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以“进士”身份脱颖而出，完成了从落魄遗孤到清要朝臣的关键转型。
他的政治智慧在“太子承乾谋反案”中首次耀眼展现。当太宗皇帝为如何处置废太子而悲痛踌躇、群臣不敢置喙时，来济越次进言：“陛下上不失为慈父，太子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此言精准地安抚了皇帝作为君父的复杂情感，平衡了国法与亲情，被太宗欣然采纳。此举不仅展现了其过人的胆识与言辞机锋，更赢得了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此步入快速升迁通道：由通事舍人而考功员外郎，旋即被破格选拔为初置的“太子司议郎”，成为辅佐新太子（李治）的核心官僚，并兼崇贤馆直学士，参与帝国文化事业。
唐高宗李治即位初期，延续贞观遗风，史称“永徽之治”。作为高宗潜邸旧臣与公认的能臣，来济在此时期达到仕途顶峰。他先后任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主撰《晋书》，在文化上确立李唐正统；永徽四年（653年），官拜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相；两年后，晋升中书令，成为首席宰相，封南阳县侯，达到人臣极贵。
在其任上，他不仅监修国史，更在政务中贯彻儒家理念。当高宗询问治国要务时，他直指当时“山东役丁岁数万人”的弊政，主张“省徭役”，显示出关切民生的务实作风。此时的来济，以“学行”著称，与其兄来恒相继为相，一时传为佳话，实现了家族在新时代以文德重振的辉煌。
来济人生悲剧性的转折，源于高宗“废王立武”这一核心政治事件。当高宗欲立昭仪武则天为后时，来济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坚决反对。他上疏直谏的核心论点，完全基于儒家正统政治伦理：“王者立后，以承宗庙，母天下，宜择礼义名家、幽闲令淑者。”他明确指出武氏出身非“礼义名家”，且曾侍奉先帝，立为皇后将严重破坏伦理纲常，动摇国本。
这番谏言，触怒了志在必得的武则天，也使他成为后党的眼中钉。武后立，权柄渐移。在许敬宗等迎合者的构陷下，来济被诬与褚遂良结党，于显庆二年（657年）从宰相高位贬为台州刺史，不久再贬至更遥远的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从帝国宰相到边州司马，这一跌坠不仅是个人的失意，更标志着关陇贵族集团与儒家正统派在皇权与新兴后党联合打击下的溃败。
龙朔二年（662年），西域风云突变，突厥部落大举入寇庭州。此时身为刺史的来济，手中兵力薄弱，局势危如累卵。面对绝境，这位文官出身的宰相，做出了悲壮的选择。他未披甲胄，毅然率军出战。战前，他对部下坦然言道：“吾尝挂刑网，蒙赦性命，当以身塞责，特报国恩！”
此言道尽了他复杂的心境：既有对因谏被贬的无奈（“挂刑网”），更有以死明志、报答君恩的决绝。他最终不介胄而驰入敌阵，力战殉国，时年五十三岁。这绝非一次简单的战败，而是一位儒家士大夫在政治理想破灭后，用最激烈的方式完成的人格谢幕与忠义实践。他以文臣之身，死于边疆战火，其悲剧性与崇高感，震撼时人。朝廷追赠其为楚州刺史，灵柩得以归葬故乡，为其波澜壮阔的一生画上了苍凉的句号。
来济的一生，是一条清晰而陡峭的曲线：生于江都将门之巅，坠于隋末血火之渊，凭进士文词之才崛起于贞观，以宰相重臣之尊匡辅永徽，因谏立武后之直贬谪边陲，最终以殉身报国之烈永载史册。
他代表了初唐一类特殊的政治家：他们并非开国元勋，而是凭借卓越的个人学识、行政能力与政治品格，在承平时代得到擢升。他的核心政治主张——立后必重家世礼法、治国首在省役安民——是典型的儒家贤相思想。然而，当他的理念与皇权膨胀及后宫干政的强烈欲望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其悲剧命运便已注定。他的死，既是个人气节的完成，也象征着一个相对开明、重视儒家礼法的宰相时代的终结。
尤为可贵的是，他以江南文士之身，最终殉国于西北绝域，实现了“文”与“武”、“江都”与“庭州”的跨越，其气节连后来的大诗人杜甫也为之动容。在扬州千年文脉中，来济或许不像欧阳修、苏轼那般以文学璀璨夺目，但他以宰相之尊、谏臣之直、烈士之死，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刚健忠烈的精神气质，成为江都历史星空上一颗不容忽视的、带着血与火光芒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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