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为了一本北京户口，我冯涛，干了这辈子最出格的一件事：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结了婚。
我以为我是那个布下陷阱的猎人，她是那只掉进圈套的兔子。
我耐着性子，扮演了好几年温顺孝顺的丈夫，就等着户口到手那天，彻底解脱。
可真到了那天，她把一张银行卡和房本推到我面前，冷冷地说：“东西都归你，从此两清。”
我才猛地明白，这场游戏里，谁是猎人，谁是兔子，从一开始就搞错了。
北京的夏天，像个巨大的蒸笼，把人闷在里面，连喘气都带着一股子黏糊糊的热浪。
写字楼里的冷气开得再足，也吹不散冯涛心里的那股燥火。
又是加班。桌上的泡面已经坨了，汤水泛着油光，像一滩死水。他盯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眼睛发涩，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项目经理王超从旁边走过，身上带着一股刚从外面回来的烟草味，他拍了拍冯涛的肩膀，力道不轻。
“冯涛，辛苦了啊。下个月外派德国的项目，定了是我去。”
王超的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得意，像刚偷吃了鸡的黄鼠狼。
冯涛抬起头，镜片后面是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
这个项目，从前期调研到后期执行，他熬了多少个通宵，只有这张办公桌知道。方案是他写的，数据是他跑的，凭什么？
他没问出口，但他知道答案。
王超是北京人。
上周开会时，部门总监还笑呵呵地说：“小冯能力不错，就是……户口问题，外派手续比较麻烦。还是小王方便。”
就这么一句话，轻飘飘的，就把冯涛几个月的努力抹得干干净净。
那晚，他没回那个月租三千，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的隔断间。
他在护城河边上坐了一夜，看着河水在路灯下泛着浑浊的光，一辆辆挂着京A、京G牌照的车从身边呼啸而过。
他觉得自己就像这河边的野草，风一吹就倒，没人会在意。
二十八岁了，二本毕业，家里是外地小县城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在北京漂了五年，除了每年都在涨的房租和越来越高的发际线，他什么都没留下。
他恨这种感觉。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看得见外面的繁华，却怎么也冲不破那道无形的栅栏。
那道栅栏，就叫“北京户口”。
转机出现在一个油腻的烧烤摊上。
冯涛的发小大鹏，在北京倒腾二手车，路子野，认识的人三教九流。
几瓶冰啤酒下肚，冯涛把公司那点破事全倒了出来，说到最后，眼圈都红了。
大鹏剔着牙，喷着酒气说：“我说涛子，你就是死脑筋。在北京，光靠努力有个屁用？得走捷径。”
“什么捷径？”冯涛问。
“找个北京老头儿，或者老太太，结婚呗。”大鹏挤眉弄眼，“岁数大的那种，没几年活头的。等户口一到手，人一蹬腿，房子不也归你了？一步到位。”
冯涛手里的啤酒杯“咣当”一声放在桌上，酒沫子溅了出来。
“你他妈把我当什么人了？”他觉得一阵恶心。这是人干的事吗？
大鹏嘿嘿一笑：“当你当成想在北京活下去的人。装什么清高？我给你个电话，老金，专门办这个的。你爱打不打。”
说完，他发了个手机号过来。
冯涛没回，也没删。
那个号码像一根刺，扎在他手机的联系人列表里。一连几天，他上班的时候，总监那句“手续比较麻烦”就在耳边回响。下班回到出租屋，房东又在微信群里催下个季度的房租。
他失眠了。
夜里，他躺在床上，天花板上是楼上住户漏水留下的一片黄褐色水渍，像一张狰狞的脸。
尊严？良心？在北京这个地方，这些东西能换来一套房，还是一个孩子的入学资格？
不能。
一个星期后，在一个阳光刺眼的午后，他躲在公司的消防通道里，拨通了那个叫老金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油滑又老道：“喂，哪位？大鹏介绍的吧？想明白了？”
冯涛捏着手机，手心全是汗。
“……想明白了。”他说。
老金的办公室藏在一个破旧的写字楼里，楼道里贴满了开锁通下水道的小广告。
“这个主儿，条件不错。”老金从一沓资料里抽出一张，“闻玉梅，女，八十岁。老伴儿没了，儿子也没了，就一个人。城西有一套两居室，位置好，学区房。”
老金呷了口浓茶，继续说：“老太太就一个要求，找个干净利索的，靠得住的，别是那种浑身纹身的二流子。”
冯涛看着资料上那张一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老人头发花白，眼神却很锐利，不像他想象中那种糊里糊涂的样子。
“她图什么？”冯涛问。
“图个清静。具体什么，见了面你自己看。”
见面的地方就在闻玉梅家。
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异常干净，家具都是老式的，上面盖着白色的防尘布，空气里有一股樟脑丸和旧报纸混合的味道。
闻玉梅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比照片上显得更瘦，背挺得笔直。她穿着一身灰色的旧衣服，手里盘着两个核桃。
她没让冯涛坐，也没让老金坐，就那么上下打量着冯涛，眼神像X光一样，要把他从里到外看个透。
“多大了？”她开口了，声音沙哑，但很清晰。
“二十八。”冯涛拘谨地站着。
“图我岁数大，死得快？”
问题像刀子一样扎过来，冯涛瞬间出了一身冷汗，老金教他的那些话术全卡在了喉咙里。
老金赶紧打圆场：“闻阿姨，你看你说的。小冯这孩子老实，就是想在北京扎个根，不容易。”
闻玉梅没理老金，眼睛还盯着冯涛：“我问你话呢。”
冯涛深吸一口气，索性豁出去了：“是。我需要一个北京户口，您需要一个人在身边，办完事之前，我能照顾你，帮你跑腿干活。咱们各取所需。”
他说完，屋里一片死寂。只有闻玉梅手里那两个核桃，咯咯地响。
过了好半天，她才缓缓开口：“行。回去等消息吧。”
三天后，老金打来电话，说事儿成了。
三个人又在老金那间破办公室里碰了头。
一份私下协议摆在桌上，上面写明，冯涛需要一次性支付给老金二十万的中介费，结婚期间，每月要给闻玉梅三千块钱“生活费”，直到户口迁入为止。
协议还规定，冯涛要“履行一定的家庭义务”，随叫随到。
冯涛把自己工作几年攒下的所有积蓄，连同跟父母撒谎说要创业借来的钱，一次性转给了老金。
转账成功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被抽空了。
为了让这段“婚姻”显得真实，应对未来可能的社区调查，冯涛开始每周去闻玉梅家一到两次。
他从不说“阿姨”或者“奶奶”，就含糊地叫一声“你”。闻玉梅也从不叫他的名字。
他去就是干活。换桶装水，通堵了的马桶，把米和面从楼下扛上五楼。干完活，他就走，两人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流。
有一次，他干完活，闻玉梅破天荒地留他吃饭。桌上就两盘菜，一盘炒青菜，一盘花生米。
两人对着坐，谁也不说话，只听得见碗筷碰撞的声音。那顿饭，冯涛吃得如坐针毡。
他发现闻玉梅的生活极度规律，像一台精准的钟表。早上六点起，晚上九点睡。不看电视剧，只看新闻、财经和法制频道。
她也很孤独。家里从没有访客，电话也很少响。偶尔有电话，她都拿着进卧室去接，关上门，声音压得很低，但冯涛还是能听出语气里的不耐烦和厌恶。
冯涛对这些不好奇，也不想知道。他只想当个合格的“工具人”，熬过这几年，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去民政局那天，天阴沉沉的。
冯涛特意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闻玉梅还是一身灰扑扑的旧衣服。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隔着半米的距离，像两个不认识的陌生人。
大厅里全是年轻的情侣，搂着抱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傻笑。他们的组合，一个年轻小伙，一个白发老太，显得格外刺眼。
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姑娘，她看看冯涛，又看看闻玉梅，眼神里的怀疑和鄙夷毫不掩饰。
“你们是自愿的吗？”她公式化地问。
“是。”冯涛说。
“是。”闻玉梅说。
拍照的时候，摄影师让他们靠近一点，笑一笑。冯涛扯了扯嘴角，笑得比哭还难看。闻玉梅则全程面无表情，像一尊木雕。
当那两本红色的结婚证递到他们手里时，冯涛感觉那本子有千斤重，烫得他手心发麻。
他不敢看周围人的目光，只想快点逃离这个地方。
走出民政局大门，闻玉梅把她的那本结婚证随手塞进了布兜里，对冯涛说：“按规定，你得搬过来住。次卧给你。”
说完，她就自己坐上公交车走了，留下冯涛一个人站在马路边，捏着那本红色的册子，心里五味杂陈。
他得到了一个丈夫的名分，却感觉自己像个签了卖身契的奴隶。
搬进闻玉梅家，冯涛才算真正开始了这段荒诞的“婚姻”生活。
他住在次卧，一张单人床，一个旧衣柜。他和闻玉梅之间，只隔着一堵墙，却像隔着一个世纪。
他们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早上冯涛先出门上班，晚上等闻玉梅睡了，他再轻手轻脚地回来。周末，他会把家里打扫一遍，买好下一周的菜。
他们像两个合租的室友，而且是关系最冷淡的那种。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冯涛发现了闻玉梅更多的“怪癖”。
她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家里一张家人的照片都没有。她会一个人坐在窗边，对着外面发呆一整个下午，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有一次，冯涛周末在家，门被敲得震天响。
他从猫眼里看出去，是几个中年男女，一脸凶相。
闻玉梅去开了门，堵在门口，没让他们进。
“舅妈！你这是什么意思？把房子给一个外人，我们老张家的脸往哪搁？”一个剃着平头的男人吼道。
“我的房子，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跟你们张家有什么关系？”闻玉梅的声音不大，但冰冷刺骨。
“你别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你不能这么没良心！”一个女人尖叫起来。
“滚！”闻玉梅厉声喝道，“再不滚我报警了！”
那几个人骂骂咧咧地走了。闻玉梅关上门，后背靠在门上，大口地喘着气。她的脸色苍白，嘴唇都在抖。
冯涛站在客厅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他隐约猜到，这事跟房子有关，跟她那个没了的儿子有关。
他心里升起一股不安，觉得这潭水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
但他立刻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
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管的别管。他告诫自己。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户口。其他的，都与他无关。
他只需要忍耐，等待。
时间就像指缝里的沙，悄无声息地流走了。
两年，三年……冯涛已经从一个职场新人，熬成了一个小组长。他学会了在酒桌上跟客户周旋，也学会了在办公室里看人脸色。
他脸上的稚气没了，取而代代的是一种被生活磨砺出的麻木和疲惫。
和闻玉梅的关系，也从一开始的冰冷，变得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没有温度，但也习惯了。
他会记得她喜欢吃软一点的米饭，会记得她的降压药放在哪个抽屉里。她也会在他感冒的时候，默默地在桌上放一盒感冒药。
但他们之间，依旧没有多余的对话。
终于，所有的落户条件都满足了。
冯涛请了一天假，带着一沓厚厚的材料，去了派出所。他紧张得手心冒汗，一遍遍地核对资料，生怕出一点差错。
当户籍警把盖好章的新户口本递给他时，他看着户主那一栏里自己的名字，和户籍地址上那个熟悉的小区名字，一股巨大的狂喜冲昏了他的头脑。
成功了！他成功了！
他冲出派出所，站在太阳底下，感觉阳光从来没有这么灿烂过。他激动地给远在老家的父母打了个电话，声音都在抖：“爸，妈，我……我成北京人了。”
电话那头是父母喜极而泣的声音。
挂了电话，冯涛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
他知道，这场交易，还剩下最后一步。
他得回去，跟闻玉梅摊牌，商量离婚的事。按照协议，他拿到户口，就该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说辞，既能表达感谢，又能顺利地把事情办了。
他怀着一种胜利者凯旋般的复杂心情，赶回了那个他住了好几年的“家”。
冯涛推开门，发现闻玉梅正平静地坐在客厅的藤椅上。
屋子里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比平时任何时候都要干净。茶几上，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和一张银行卡。
那场景，不像平日里的家，倒像一个等待最终审判的法庭。
冯涛压下心里的那点怪异感，把那股混杂着兴奋和解脱的情绪堆在脸上，走上前，将崭新的户口本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
“那个……办好了，都办好了。”他搓着手，语气里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讨好，“这几年，真的……太谢谢你了。你看，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他想说离婚的事，想说自己会尽快搬走，把房子还给她。
话还没说完，闻玉梅抬了抬手，打断了他。
她没有看那本冯涛视若珍宝的户口本，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就那么看着他，一字一顿地，缓缓开口：
“户口你拿到了。这张卡里有五十万，密码是六个八。
这个文件袋里是这套房子的赠与合同，我已经通过律师办好了公证，现在房子也是你的了。从今天起，户口、钱、房子都归你，我们俩，从此互不相干。”
她说完，撑着扶手站了起来。藤椅旁边，立着一个早就收拾好的、小小的行李箱。
冯涛彻底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耳朵里嗡嗡作响，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
他只是傻傻地看着桌上的银行卡，看着那个牛皮纸袋，又看看闻玉梅和她脚边的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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