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十一世纪初，杭州象山脚下，有老人闲坐石阶，说起山前一座早就被铲平的“羊狮子墓”，语气里带着几分惋惜，也带着几分迷惘，因为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那座墓里当年葬着什么样的人。
这座旧墓，当年修建整整三年，石料从王安埠装船上岸，再用牛车一车车拖到山脚，附近乡民都在干活，砌台基，凿石栏，说白了是全村的大工程。时间推过去几十年，墓被夷平，只剩零星石块，关于墓主人的记忆，也在口口相传中变了味。
有意思的是，少数上了年纪的老者，还记得祖辈的一句嘱咐：“这里原来埋的是清朝的大官，不是一般人家。”不过名字早被叫乱了，“羊狮子”三个字，听着热闹，却已经和原来的姓氏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象山旧墓牵出的名字
查阅旧志，再对照诗文，那座“羊狮子墓”的真正主人，其实是乾隆朝位极人臣的重臣梁诗正。钱塘诗人胡敬曾写诗道：“相国文庄新谕葬，钱塘南邑象山原。”诗中的“相国文庄”，就是获乾隆赐谥“文庄”的梁诗正，“相国”二字，在清代是对大学士的尊称。
从身后排场也能反推他生前的地位。乾隆二十九年，梁诗正灵柩归葬故里，乾隆特旨命沿途文武官员迎送祭奠，又派御林军护送棺椁。十里治丧队伍缓缓而行，旌旗蔽日，这样的规格，在整个清代也不算多见。
墓碑背面有长篇墓志，字迹刚劲，出自杭州名士杭世骏之手。只是当地不少人认不得那些小楷，顶多知道“这是老大官的墓”，至于这位大官为何能享此礼遇，故事就淡得厉害了。
顺着这个墓志往前追，人们才重新拾起梁诗正的一生。他出身钱塘世家，自幼聪颖，据早年记载，还是孩童时就能背诵唐诗，随口对句。科举之路也算顺畅，雍正四年中举，八年会试、殿试一路过关，以探花的名次入翰林。
那一年他三十出头，穿上翰林袍服走进紫禁城，对于他来说，事业的大门刚刚打开。
二、从翰林探花到乾隆“贴身秘书”
雍正去世后，乾隆元年登基，新帝格外重视南书房这个近臣班底。梁诗正文笔出众，又长于书札，很快被挑入南书房，成为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南书房不挂正式官衔，却能直接参与批答奏折、起草诏令，说是“皇帝身边的秘书处”，一点也不为过。
在这个位置上，梁诗正的才能被看得一清二楚。乾隆初年，他先任翰林院编修，继而出任户部侍郎，很快升为户部尚书，掌管钱粮收支。乾隆十三年，又调任兵部尚书，不久转刑部，后来再兼掌工部。六部之中，他只没做过礼部尚书，仕途之广，放在历代都十分罕见。
不得不说，这种履历若是只靠逢迎拍马，很难站稳。梁诗正之所以能在高位久居，一方面靠文采书名，另一方面也靠敢言。乾隆六年，他升任《皇清文颖》馆副总裁时，仍在户部任上，日夜翻看各地钱谷奏报，对旗人生活状况有了实打实的认识。
那时八旗子弟依旧享受世袭俸禄，很多人不事生产，只等朝廷供养。梁诗正上奏时直言，旗人丁口愈来愈多，“坐食者众”，国库终有不支之日。他劝乾隆务必推行屯田，让旗人散居边地，自耕自食，“不耕而望饱，终不可久。”这话说得不算好听，却戳中了问题的要害。
在满洲贵族占据统治核心的清廷，大臣们大多回避类似话题。梁诗正偏偏在奏章里写得明明白白，既指出现实困窘，也替皇帝着想，将来局面拖下去，对皇权也不利。乾隆对他更加器重，遇到国策相关的事，常把他叫到南书房，单独商议。
然而，皇帝的喜怒从不恒定。乾隆十五年，御史欧堪善上疏弹劾，说梁诗正任职期间偏袒门生，又照顾同乡，公私不分。乾隆心里其实清楚，朝中多少人暗中为家乡办事，真要较真，谁都脱不了身。但有人敢弹劾，就说明风向起了变化。
梁诗正也明白，这已经不是一句“误会”能了的事。他官至高位，树敌不少，稍有闪失，就有人顺势推一把。过了一阵，乾隆随口问起四川学政朱荃的情况，这人是梁诗正的门生，外放地方多年。
梁诗正略一迟疑，说了句：“臣久未与之通闻，不甚悉其治状。”乾隆眉头一皱，相传当时冷冷答了一句：“卿门生在外多年，卿云不知，卿之言，可凭乎？”这短短一句，就点明了怀疑。随后的结果，是革职留任，算半降半罚。
这件事，让梁诗正彻底体会到什么叫“伴君如伴虎”。正好此时家中老父年事已高，他便借机乞假归里，名义上奉养双亲，实则也想避一避风头，给自己留一点退路。
回到杭州，他在老宅闭门读书，整理诗文，研习经史，同时潜心临池。和朝堂上的喧嚣相比，这几年静下心来的日子，反而成为他学问和书法又一轮精进的重要阶段。
乾隆二十二年春，乾隆帝南巡江南。圣驾至浙江境内时，地方官员迎驾行礼，梁诗正身着便服，跪于队列之中。一说乾隆远远看见旧臣，心中颇有感触，并未再提旧事，只悄然命人宣谕，许他在家享受原有俸禄，不必忧虑生计。
第二年，他的父亲去世，按照礼制，梁诗正在家丁忧守制。守制期满，他再度入京，重新踏上仕途，这一次，升迁的速度更快了几分。
乾隆二十四年，他先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主持翰林院事务。之后，加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太子太傅，真正进入军机与内阁之间的权力中枢。从起草诏书、纂修国史，到审议礼制，他几乎无不参与。
在这段时间里，他总裁《国史》、《皇清文颖》、《续文献通考》等重大学术工程，许多体例、章法由他定下。乾隆对他信任有加，不仅在宫中赐予近畿宅邸，还常让他随驾出巡，讨论诗文书画。用后人的话讲，他已经不只是一般的大臣，而是皇帝身边真正意义上的“贴身秘书”。
乾隆二十八年，他被正式授予东阁大学士不久，病势突然加重。对于这位多年倚重的近臣，乾隆表现出少有的哀痛。梁诗正去世后，皇帝命皇子前往祭奠，又赐梁家白银千两，以示优渥。
乾隆二十九年，梁诗正灵柩启程回杭安葬，沿路各省官员按旨迎送。象山脚下，丧队绵延十里，幡幢招展，鼓乐铿锵，场面极为隆重。后来那座墓虽毁，人心人情早变，但当年的景象，仍在少数老人口中隐约可见。
三、“清代最美行书”的来历
说到梁诗正，多数人先想到的是官职与谥号。不过，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跨越朝代，被后人反复提起的，却是他那一手行楷，被不少清人视为“国朝最美行书”之一。
梁诗正少年时先学柳公权，注重筋骨与法度。及至壮年，又取法明代文徵明、元代赵孟頫，临写《赤壁赋》《归去来辞》等名帖，揣摩用笔的细腻变化。到了晚年，转而师法颜真卿、李邕，笔画中多了几分雄浑沉着，整个人的书风，也随之由秀丽趋向雍容。
在南书房供职时，他时常代乾隆起草御笔，书写上谕，许多重要文告实际上出自他的手笔。董邦达是当时著名画家，擅长山水人物，两人常常一人执笔题字，一人挥毫绘图，奏折、图册上留下了不少“梁诗正书、董邦达画”的合作印记。
《月曼清游图册》上的题跋，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此时的梁诗正，书风已深受赵体影响，用笔圆转，行气连贯，有清人形容其字“若泻水行流，如转丸珠”，既不扭捏作态，又不失庄重稳健。
他自己也讲过一句颇有见地的话：“书法以用笔为上，结构亦须用功。盖结构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在他的作品中，这种主张体现得很清楚。每一笔起落，都力求中锋行笔，收放之间藏锋不露，结构则在传统馆阁体基础上略作变化，看似循规蹈矩，细看却有神采。
从楷书来看，他深得“颜柳”之意，法度严谨，气势挺拔；同时又吸收了乾隆朝流行的馆阁体特点，使字形更加匀整端庄。这样写出来的楷书，既适合用于官府文书，又带着几分书卷气，不显呆板。乾隆朝诸多题匾和御制文稿里，他的笔迹常常被视作“样板”。
遗憾的是，他的真迹传世并不算多。这也让后世书家生出一种“求而难得”的心态。民国以来，一些痴迷清代书法的收藏家翻遍古旧藏卷，只为多见几幅他的真作。有人历经多年，才在旧藏中寻到他书写的《无量义经》残卷。
那卷经文字数不多，不过寥寥数行，却被同时代和后世书家推为经典。行笔平和，却内力充足，横画如平远山岭，竖画若坚挺古木，转折处干净利落，又不显刻意。后来此卷被官府征集，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归入一等重器之列。
清代学者李元度在《国朝先正事略》中评价他：“公书初学柳，继参文、赵，晚师颜、李。”短短十余字，把他书法脉络交代得清清楚楚。另一位学者王昶在《春融堂集》中记下一个小故事，颇有画面感。
那是乾隆在上书房时，命皇长子练习擘窠大字，梁诗正在旁指点。王昶记得，他曾听梁诗正笑说，当时正好“宪皇驾至”，众臣肃立，乾隆却让梁诗正继续书写，大字一行行铺开，墨汁沾到衣袖，皇帝反而吩咐皇子上前，“拽其袖观之”。这一细节，既显梁诗正书艺之受重视，也折射出他与皇室之间微妙而亲近的关系。
在官场上，他是总裁《钦定叶韵汇辑》《西清古鉴》《西清续鉴》以及《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重书的要角。这些书大多与金石、书画、典籍有关，需要极高的鉴别力和文字功夫。他在整理这些文化典藏时，眼前所见，耳边所闻，全都反过来滋养了自己的书法和学问。
值得一提的是，梁家并非只出一位书家。梁诗正的儿子梁同书，自幼在父亲笔墨之间耳濡目染，临写的底本就是父亲临摹过的颜、柳和赵体。成年之后，他自成风貌，被后人列入“清四大家”之一，与邓石如、刘墉、翁方纲并称。可以说，梁诗正在书法上的造诣，不仅成就了自己，也塑造了一门书法世家。
到了近现代，梁诗正的旧居在杭州仍有遗存。整座宅第占地两千余平方米，厅堂深邃，院落相连，砖雕、木刻保存完好，被视为当地规模较大的清代宅院之一。青砖黛瓦之间，隐约还能看出当年这位大学士归里省亲时的行迹。
象山原上的大墓虽已不在，当年的石兽、华表多半被拆散压在田埂或路边，但从残存的碑石和墓志来看，梁诗正这个名字，并未完全从地方记忆中消失。再加上故宫、地方博物馆中偶尔展出的几件墨迹，他在清代书坛中“行书冠绝一时”的位置，至今仍有清晰的线索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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