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查特韦尔庄园的秋天，总是带着一股子烂泥和湿透了的羊毛味儿。
一个美国来的年轻记者，喝了三杯我最好的白兰地，脸红得像个秋天的苹果，终于鼓起胆子问我，说他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死在了广岛，他想知道，我夜里会不会梦见那些烧焦的影子。
我把雪茄按进烟灰缸里，那烟头还亮着，像一只垂死的萤火虫。
我没看他，只是盯着壁炉里快要熄灭的火。
其实我真正想告诉他的是，孩子，你应该庆幸，你的亲戚只是死于一道光，而不是死于之后那场没有光，只有无尽饥饿和毒气的漫长冬天。
一九四五年五月，伦敦的街上全是酒味儿和女人的香水味。
人们把帽子扔到天上去，好像扔掉的不是帽子，是五年来的晦气。电台里那个播音员的声音都喊哑了，一遍遍地喊着“德国投降了”。
我站在唐宁街十号的窗户后面，窗玻璃上都是外面人的哈气。
我看着那些扭在一起跳舞的人，看着一个水兵抱着一个姑娘啃她的嘴唇。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有资格快活。
可我快活不起来。我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块冰。
阿特里坐在我对面，他那天难得没跟我抬杠，只是慢吞吞地搅着他那杯冷掉的茶。他说，温斯顿，该歇歇了。
我没理他。
我的眼睛盯着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目光越过庆祝的欧洲，越过中东的油田，越过印度，最后钉在了太平洋上那几片不起眼的岛屿上。
日本。
像几条趴在蓝色绸缎上的瘦蚕。
我的办公桌上，一份文件散发着油墨和死亡混合的气味。
是从华盛顿用最快的速度送来的。
关于冲绳。那上面的数字是红色的，像用血写上去的。美利坚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一个营一个营地消失在那些山洞和甘蔗地里。
照片上，是一个美国兵，脸被熏得漆黑，正用火焰喷射器往一个地洞里喷火。
洞里有什么？是日本兵，也许还有抱着孩子的日本女人。他们被告知，美国人是长着犄角的恶魔，被抓到会受到比死更可怕的折磨。
所以他们选择死。
每天晚上，我的秘书会把最新的情报摘要放在我的床头。那些电报纸薄得像蝉翼，上面的字却重得能把人的骨头压断。
“一亿玉碎”。
“本土决战”。
我仿佛能听见一亿张嘴在异口同声地呐喊，那声音隔着半个地球，钻进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
情报部门的头子，那个瘦得像根竹竿的孟席斯，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调子告诉我，日本正在进行全国总动员。
他们管那叫“国民义勇战斗队”。
听听这名字。他们把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人，十七岁到四十岁的女人，全都编进了这支队伍。
他们的武器是什么？是磨尖了的竹子，是老掉牙的火枪，是绑在身上的炸药包。
孟席斯说，他们正在训练女学生怎么用锥子去刺穿坦克驾驶员的眼睛。
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幅景象。几十万盟军士兵，踏上九州或者本州的海岸。迎接他们的不是军队，是整个民族的疯狂。
每一栋房子都是一个堡垒，每一个窗口都会伸出一支枪，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冲出一个抱着炸药的孩子。
那不是战争，那是献祭。一场用整个日本民族给自己陪葬的盛大献祭。
马歇尔将军从华盛顿发来电报，语气沉重。他说，总统先生和他彻夜研究，认为登陆日本，将使盟军付出一百万人的伤亡。
一百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钉子，钉进了我的脑子里。诺曼底的伤亡已经让我心力交瘁，而现在，他们告诉我，太平洋上需要准备一个十倍于诺曼底的屠宰场。
我让人把那份被命名为“没落行动”的计划书拿了过来。
那计划书很厚，牛皮纸的封面上印着“绝密”的字样。我翻开它，那不是文字，那是一张通往地狱的地图。
第一阶段，“奥林匹克行动”。
动用美国第三、第五、第七舰队的全部力量，超过四十艘航空母舰，上千艘战舰，掩护十四个师的兵力，在九州岛南部登陆。时间，定在十一月一日。
我看着地图上九州岛的轮廓，仿佛看到那片土地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第二阶段，“冠冕行动”。如果“奥林匹克”没能让日本屈服，那么，一九四六年春天，将有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在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登陆。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抢滩登陆。
计划书的附录里，有一份冷静到冷酷的物资清单。我记得其中一项：五十万枚紫心勋章。
勋章已经生产出来了，正静静地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个仓库里，等待着去装饰那些回不来的士兵的棺木。直到我写回忆录的今天，那批勋章还没用完。
他们为一场百万人的伤亡，提前准备好了荣誉。
我把计划书合上，手指冰凉。
美国人甚至推演了日本方面的死亡数字。一个叫威廉·肖克利的物理学家，用一种复杂的数学模型计算，结论是，彻底征服日本，将导致五百万到一千万日本平民的死亡。
“焦土之上，无一人生还。”这是肖克利报告里的一句话。
那几个星期，我睡得很少。雪茄一根接一根地抽，书房里的烟雾浓得像伦敦的雾。我知道杜鲁门总统也在经受着同样的煎熬。
这个密苏里来的男人，戴着一副瓶底厚的眼镜，看上去像个老实的钟表匠。罗斯福的突然离世，把一副全世界最沉重的担子，扔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用一百万美国年轻人的性命，去扑灭那场疯狂的大火？还是有别的办法？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像一群在漆黑的隧道里摸索的人，不知道前面是出口，还是塌方。
直到七月的波茨坦。
波茨坦的夏天热得像个蒸笼。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塞西林霍夫宫，德国末代皇储的旧宫殿。墙皮剥落，花园里杂草丛生，空气里有股陈腐的味道。
斯大林总是迟到。他穿着一身洁白的元帅服，叼着烟斗，狐狸似的眼睛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
他已经占领了半个欧洲，现在，他的胃口显然更大了。他拐弯抹角地提出，苏联红军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远东的问题，条件是，战后要在日本分一杯羹。
我看着他那张布满格鲁吉亚式麻点的脸，心里一阵恶心。一头北极熊，闻到了血腥味，正流着口水想扑上来分食尸体。
杜鲁门显得有些局促。在斯大林这样的老牌流氓面前，他像个刚进城的小伙子。他不停地擦着眼镜，说话也有些结巴。
会议的气氛沉闷而紧张，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七月十六日，一切都变了。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为德国的赔款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一个秘书悄悄走到杜鲁门身后，递给他一张纸条。
我离得不远，看见杜鲁门的眼睛在那张纸上扫过，然后他抬起头，摘下眼镜，又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等他再戴上眼镜时，我发现，他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密苏里来的钟表匠了。他的腰板挺得笔直，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那天晚些时候，会议间歇，他把我拉到花园的一个角落。四周没有旁人，只有一些被炮弹炸断了半截的雕像。
他压低了声音，但语气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他说：“温斯顿，那个‘婴儿’，顺利诞生了。”
我立刻就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
“曼哈顿计划”。那个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进行的，耗资二十亿美元，集结了全世界最聪明头脑的秘密项目。
“威力怎么样？”我问。
他看着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我们现在有了一种能终结战争的武器。任何战争。”
第二天开会，杜鲁门就像换了个人。当斯大林再次暗示要出兵日本时，杜鲁门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对方，说：“关于如何结束对日作战，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方案。谢谢你的好意，约瑟夫。”
斯大林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那双狐狸一样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了困惑和警惕。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能感觉到，牌桌上的力量平衡，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破了。
我坐在旁边，点燃一支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我仿佛看到了新墨西哥州沙漠上升起的那道人造的太阳。
那道光，也许能照亮我们眼前的黑暗隧道。
我们给了日本最后一次机会。《波茨坦公告》。敦促其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迅速而彻底之毁灭”。
我们没有提原子弹。那是我们藏在袖子里的王牌。我们希望日本的那些当权者，能读懂字里行间的最后通牒。
但是，我们再一次低估了那种深入骨髓的疯狂。
东京的回复，通过广播传来，充满了轻蔑和傲慢。首相铃木贯太郎，公开宣称对《波茨坦公告》予以“默杀”。
“默杀”。一个模棱两可的词。在日语里，它可以是“不予理会”，也可以是“蔑视”。
但我们知道，在那种情境下，它只有一个意思：拒绝。
杜鲁门不再犹豫。他签署了命令。
八月六日。
我那天已经不是首相了。大选我输了，工党的艾德礼取代了我。但我仍然能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时间获取战况。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我的庄园里画画。一架B-29轰炸机，名叫“伊诺拉·盖伊”，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炸弹。
那颗炸弹有个名字，叫“小男孩”。
随后传来的报告，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一座城市，在几秒钟内，从地图上消失了。
照片通过电传发了过来。那朵巨大的、翻滚的蘑菇云，像一个狰狞的鬼脸，悬浮在天空。地面上，一切都化为了灰烬。人的影子，被瞬间的高温，刻在了石阶上。
指挥部里，所有人都认为，这下该结束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受了如此神罚之后，还能继续抵抗。我们等待着东京的白色降旗。
一天过去了。东京，死一般的寂静。
两天过去了。东京，依然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截获了日本内阁会议的密电。里面的内容，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那个留着仁丹胡的男人，在会议上慷慨陈词。他说，敌人只不过是拥有了一颗威力比较大的新式炸弹而已。
如果他们有很多这种炸弹，为什么不在东京投一颗？他们只在广岛投，说明他们手里也就那么一两颗。
他说，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斗志，不能被这种东西吓倒。我们还有六千万皇国之民，可以在本土上与敌人决一死战。
他的话，得到了军方高层的一致附和。他们甚至下令，对国内严密封锁广岛的真实情况，只轻描淡写地说是遭到了新型炸弹的空袭。
他们还在准备“本土决战”。他们还在训练平民用竹枪。
那一刻，我坐在书房里，手里的画笔掉在了地上。
我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错了。我们以为扔下去的是一颗炸弹，它会炸醒一个疯子。但我们没想到，这个疯子已经疯到了连疼痛都感觉不到的地步。
原子弹的威力，没能撼动那个已经彻底非理性的战争机器。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同一个问题上：第二颗原子弹，会投在哪里？会什么时候投？如果第二颗投下去，日本还不投降，那么，“没落行动”那一百万人的伤亡，是不是就注定要发生了？
人们以为选择题只有这两个选项。用原子弹，或者用人命。
他们都不知道，在华盛顿，在马歇尔将军办公室最底下的那个保险柜里，还锁着一份更薄、也更干净的计划书。那份计划书没有代号，只有几个简单的词。
上面没有伤亡数字推演，没有战术地图，只有一些关于港口、铁路、水稻和风向的描述。那个计划一旦启动，日本将要面对的，就不是战败，而是从这个星球上被抹掉民族的根。
广岛之后日本军部那些人的顽抗，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正把那个锁着真正末日的保险柜，一寸一寸地推开。
那个连斯大林都不知道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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