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北京西郊的天空飘着细雪，气温很低，风也刺骨，却挡不住一辆辆驶向八宝山的汽车。那天上午，八宝山礼堂门口的台阶，被许多人的脚步踩得发潮，空气中弥漫着花圈的香味和消毒水味道。对很多到场的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追悼会，而是亲眼见证一位老战友、老首长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刻。
礼堂里，灯光并不明亮，影影绰绰间，可以看到一张熟悉的遗像——那是陈毅。照片里的他精神矍铄，目光爽朗，与此刻哀乐中的肃穆气氛形成强烈对比。也正是在这一天，做出一个突然决定的人，再一次牵动了所有人的目光：毛泽东在最后关头，执意出现在这里。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的节点，如果往前拨回四天，就能看到另一幕截然不同却又紧紧相连的场景。
一、病榻前的告别
1972年1月6日清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很安静。窗外枯树的枝桠在冷风里轻轻摇晃，病房里的钟表走得很慢。陈毅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肠癌带来的剧痛早已折磨他多时，几乎不能进食。医护人员压低声音走动，家人守在床边，只能干着急。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到黄桥战役、淮海战役、上海战役，一生驰骋沙场。战火中屡涉险境却安然挺过，到了晚年，却被病魔拖住了脚步。不得不说，这样的结局，让许多人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那天，叶剑英带着毛泽东的批示来到病房。陈毅的女儿陈姗姗俯在父亲耳边，轻声朗读。她读完后，对父亲说了一句：“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已经无力开口，只是轻轻合了一下眼皮。等她再读一遍，却再没有任何回应。
妻子张茜站在床边，紧紧握着那只已经冰凉的手，试探着叫了一声：“仲弘……”这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却满是哀痛。没有回应，只有机器单调的响声。情绪被压抑了太久，她整个人一软，几乎滑倒在床边，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孩子们含着泪，把母亲搀离床头：“妈妈，走吧。”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逝世，终年71岁。消息迅速传开，许多老战友震惊又难以接受。前些年，他在外交场合侃侃而谈的身影，在部队检查工作的笑声，还鲜活地留在许多人脑海中，如今竟已天人永隔，这种落差让人心里空了一块。
不久，周恩来来到301医院。病房里的白布已经铺得平整，陈毅安静躺着，神情安详。周恩来走到床前，深深鞠了三躬，伸手又小心地把床单理平。这个动作非常缓慢，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重。泪水顺着他的脸悄悄流下，他没有出声，却谁都看得出他有多悲伤。
站在一旁的张茜，已经哭得说不出整句的话，只是抓住周恩来的手，哽咽着挤出一句：“周总理，您要多保重身体啊！大姐也特别为您担心。”她说的“大姐”，指的是邓颖超。短短几句话，既是对周恩来的挂念，也是对未来的一种隐隐担忧。
这天，很多熟悉的身影，都出现在病房的门口。
朱德带着高烧，仍坚持要来看望这位部队里的老战友。年迈的他被人扶着，一步一步挪进病房。站稳后，他敬了一个军礼，动作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利落，却依旧标准。敬礼结束，老泪纵横。走出病房时，他轻声说了一句：“陈毅同志啊，他死得太早了！”这句简单的话，掩不住惋惜。
刘伯承已届80高龄，双目近乎失明，但得知消息后，仍执意要来。刚到病房门口，他就甩开秘书的手，自己摸索着往里走。看不见，他便面向前方，深深鞠躬。张茜赶紧上前，扶他到床边，低声道：“仲弘在这儿。”刘伯承再次鞠躬，手轻轻摸到陈毅的身躯，一边摸，一边哽咽着说：“陈老总，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这一句，听得在场的人无不心酸。
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也陆续来到病房。他们并不是第一次来探望病中的陈毅，对病情早有心理准备。可真正面对遗体时，情绪仍旧止不住，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地上，这些昔日驰骋疆场的元帅，此刻都难掩悲恸。
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也赶到医院。陈毅担任外交部长时接待外宾的场景，他历历在目。几个月前，还在电话里关心陈毅的病情，听医生说恢复得还算可以，他一直期盼着对方重新回到岗位。现在却只剩这张静止的面孔，他在床边坐了很久，迟迟不愿起身。
宋庆龄来了，眼眶红肿，对张茜充满慰问和怜惜。王震走到遗体前，忍不住失声痛哭，嘴里低低地喊着老同志的名字。医院的走廊里，脚步声、压低的抽泣声此起彼伏，送别陈毅的人络绎不绝。医护人员本想保持专业，却也有人背过身去抹眼泪。
在中南海，毛泽东得知陈毅逝世的消息后，心情沉郁。他的身体已经严重衰弱，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出席各种活动，只能在安静的居所里，默默承受一个又一个噩耗。陈毅这一走，对他来说并不只是少了一位部下，而是与自己同行几十年的战友，从此缺了一个。
二、临时改变的决定
时间来到1972年1月10日。那天的北京阴云密布，很快又飘起了小雪。八宝山烈士公墓的礼堂前，地面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积雪，踩上去发出细碎的声响。
一辆面包车缓缓停在西门，车门打开，下来的是一位神情疲惫的女子。很多人都认识她——张茜。几天来，她沉浸在丧夫之痛中，几乎没有睡踏实过一觉。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她慢慢走进礼堂，步伐有些发虚。
各界代表则乘坐大客车陆续抵达，大家自觉排队进场，穿过长长的走廊，在写着“陈毅同志追悼会”的横幅前驻足片刻，再依次步入大厅。有人一看到横幅就忍不住失声痛哭，有人则缩在角落里默默掉泪。说话声很低，更多的是压抑的叹息。
按照原定安排，这场追悼会由中央军委组织，规格并不算非常高，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估计参加人数在五百人左右。依照惯例，毛泽东本不准备出席。
为什么这样安排？1971年11月起，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出现了明显问题，双脚浮肿严重，连拖鞋都难以穿上。自那以后，他很少出门，几乎不再参加正式的追悼活动。老战友相继离世，他多是在中南海默默凭吊。
追悼会这天，工作人员也按平日节奏安排他的起居。吃饭、午休，一切照旧，没有人提起八宝山的事。正当大家以为这一天会平稳度过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折。
毛泽东从午休中醒来后，沉默了一会，随即缓慢坐起，穿上拖鞋，开口说了一句：“调车，我要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话不多，却异常坚决。
身边工作人员愣了一下，心里很清楚：只要这话说出口，就说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以他的性格，一旦要做的事，很难再改变。大家连忙行动起来，有人扶他起身，有人迅速去安排车辆，还有人立即拨通西花厅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周恩来，正在紧张忙碌的政务中。听到消息后，没有多少惊讶，但从语气里能听出一种立刻绷紧的神情。他很清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多了一位参加追悼会的领导，而是整个规格、程序，都要临时调整。
周恩来立刻安排：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主动提出要参加追悼会的，一律安排。并且通过渠道转告正在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出席陈毅外长的追悼会，届时将有国家领导人到场。
一连串命令下去，追悼会的规格很快提高，已不再是原来准备的那种规模。周恩来随后赶往八宝山，先把这一重大变动告诉张茜。听完后，她一时控制不住内心情绪，眼泪再一次止不住地往下流，哽咽着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恩来看着她，语气缓慢而坚定：“他一定要来。井冈山上的战友就是他了。”短短一句，把情谊说得很明白。
天气越来越冷，礼堂里却越来越忙。为了让毛泽东在会场中不至于受寒，周恩来特地调来十几只电热炉，放置在沿途和休息室内。接待、安保、摄影、新闻报道等各环节的工作人员匆忙调整位置和方案，人一批批进出，脚步声不断，却没有人敢提高音量。
当毛泽东的车到达八宝山时，工作人员还在忙碌着做最后准备。他着银灰色大衣，步伐缓慢，身边人扶着他，沿着台阶一点点往上挪。进礼堂前厅时，刚好与周恩来相遇。两人握了握手，都没有多说什么。那一刻，眼神的交流比语言更直接，彼此心里都清楚对方的心情。
在周恩来的引导下，毛泽东先后见到宋庆龄、叶剑英、邓颖超、李先念等人。大家本有许多话想说，却又都明白，这里不是谈旧事的地方，握手、点头，情绪压在心里。
之后，毛泽东被请到休息室稍事歇息。没多久，张茜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走进来。毛泽东正努力想要站起身迎接，她赶紧上前扶住：“主席，您怎么也来了！”这句话里，有惊讶，有感激，也有心疼。
毛泽东眼圈已经泛红，握住她的手，缓缓说道：“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话说得不多，却一字一顿。
陈毅的几位子女——陈昊苏、陈丹淮、陈小鲁、陈姗姗——也被叫进休息室。毛泽东逐一问起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语气中带着长辈特有的关切：“要努力奋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四个孩子认真点头，把这几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另一边，叶剑英默默走到周恩来身前，递给他几页稿纸，是已经准备好的悼词草稿。周恩来低头一看，又抬眼看了看叶剑英。叶剑英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转身离开。很快，原本计划由叶剑英宣读的悼词，改由周恩来来完成。
追悼会尚未正式开始，张茜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轻声劝道：“主席，你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语气坚定：“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就这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明白，他是带着一种必须到场的心意来的，谁也劝不住。
短暂的准备之后，追悼会即将开始。
三、会场里的哀乐与三鞠躬
礼堂大门缓缓关闭，哀乐响起。大厅中央摆放着陈毅的遗像和骨灰盒，四周花圈环绕，白菊占了大半，映着黑纱和挽联，更显肃穆。空气里那种压抑的氛围，几乎能让人听见自己的心跳。
几百名党和国家领导人、老战士、社会各界代表依次就座。场外还聚集了更多赶来的群众，有些来不及进入大厅，只能站在外面，远远鞠躬。偶尔传来的抽泣声，立刻就被吞没在寂静中。
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缓慢走进会场，身上那件银灰色大衣和袖口的黑纱，很醒目。他走得很稳，却能看出费力。周恩来陪在一侧，目光一直关注着他的步伐。人群自发让开一条通道，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子。
等他站定，哀乐渐弱。周恩来走到麦克风前，开始宣读悼词。稿子不长，但每一句都有分量。他刻意放慢语速，让每个人都能听清：“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读到中途，周恩来两度哽咽，停顿了一小会儿才接着往下。声音并没有刻意拔高，却字字含情。有的人低下头，有的人一直看着台上的遗像，眼眶逐渐泛红。
毛泽东站在会场中间，没有坐下。他略微前倾，手紧紧抓着衣角，用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谁都看得出，这对他来说并不轻松。悼词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在他的耳中，许多往事也一幕幕在脑中闪过。过去几十年战火与风雨中的身影，不断与眼前这张遗像叠加，让人感到一种沉甸甸的重量。
悼词宣读完毕，现场再次响起哀乐。按照礼仪安排，全体起立，向陈毅遗像和骨灰深深三鞠躬。毛泽东缓慢弯腰，每一次鞠躬都明显费力，身边工作人员和周恩来都不由自主伸手，准备随时搀扶。他却坚持自己完成整个动作，对这位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这三个鞠躬，是一种郑重的告别。
鞠躬之后，毛泽东又静静站了一会儿，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张遗像。四周安静得只剩下哀乐，在这种沉默中，每个人都在各自心里，与陈毅道别。
悼念仪式告一段落，毛泽东准备离开。众人看得出，他的体力已经透支。上车时，腿已经有些抬不动，在几个人的搀扶下，才慢慢坐进车里。临上车前，他再次握住张茜的手，简短问候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又嘱咐陈毅的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这些话，说得不多，却透着一种牵挂。
翌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陈毅追悼会的报道。媒体的版面文字很克制，只是平实记录了悼词内容、出席人员和追悼会过程。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一次，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后一次完整出席的追悼活动。从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不断下滑，很难再公开露面。
追悼会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一直低落。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连续几天都睡得不好，时常沉默不语。对他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政务上的柱石，更是与自己一路走来的那一代人中的重要一员。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告别只会越来越多，这是最难承受的地方。
四、战友、同事，也是诗友
要理解毛泽东为何一定要出现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就很难绕开两人几十年的相处。两人既是战友，也是同事，更是少见的“诗友”。这种多重关系叠加在一起，使得那句“井冈山上的战友就是他了”，绝不是简单的客套。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就参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他担任新四军领导职务，领兵转战华中地区。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刘伯承搭档，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莱芜、孟良崮、淮海等大战中屡建奇功。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之后，中央军委对于解放华东的全局有一套整体考虑。关于上海的解放问题，毛泽东和中央提出的思路是：在战役进程中先拿下南京、杭州，随后再对上海形成合围。在这个背景下，陈毅的作用尤其重要。
1948年秋冬，刘伯承、陈毅等人抵达西柏坡，与中央直接会面。当晚，毛泽东在交谈中对陈毅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这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对他能力和品格的信任。毛泽东甚至明确表示，可以让陈毅提条件，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非有文武兼备之人不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还专门征求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人士的意见。谈到上海未来的管理人选时，大家不约而同提到陈毅，认为他既熟悉军政，又有文化修养，能担大任。上海解放后，陈毅正式出任上海市市长，在这一职位上兢兢业业，为这座新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恢复与重建付出了大量心力。
这一任命，不仅是对他战功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素质和组织能力的认可。而这种信任，源自长期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两人之间还有一条很特别的纽带——诗词。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在紧张的战局间隙，也会拿起纸笔，把心中的所思所感写成诗句。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写下《西江月·井冈山》，后来又有《如梦令·元旦》等词作，在延安和各个战场间流传。陈毅早年就喜欢读这些作品，《沁园春·雪》的手稿，他一直悉心保存。自己在赣南游击战争中写下的《赣南游击词》，在被围困的梅岭写下的《梅岭三章》，也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那几首脍炙人口的诗，曾经在部队中广为传诵，鼓舞了不少官兵。
1948年，陈毅结束一系列战役，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亲自迎接，两人长谈战况，谈到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时，毛泽东半开玩笑说：“你打了胜仗总要写诗的。”这话里既有调侃，也有期待。
陈毅当场就朗诵起自己写的《莱芜大捷》：“淄博莱芜战血红，我军又猎泰山东。百千万众擒群虎，七十二崮志伟功。鲁中霁雪明飞帜，渤海洪波唱大风。堪笑顽酋成面缚，叩头请罪詈元凶。”毛泽东听完，连声称赞“好诗，好诗！”这种互相欣赏，不只是对个人才华的认可，更是一种精神共鸣。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繁忙，毛泽东仍多次在谈话中提到陈毅的诗，评价他“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这句话，既是性格的概括，也解释了两人之间的投缘之处。
1964年，陈毅以外长身份出国访问，先后到访多个国家，途中写下不少诗作。自1963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昆明杂咏》后，他的诗很少公开露面。一次在会议间隙，毛泽东提起这事，直接问：“最近怎么看不到你写的诗作发表呢？”这句不经意的问题，足以说明他一直留意着对方的创作。
陈毅略一思索，说自己一年走访近二十个国家，写了十几首诗，还没完全改好，打算整理后呈送主席，请他“斧正”，问这样行不行。毛泽东当即答应。翌年，陈毅把七首诗寄上来。毛泽东从头一首看起，逐句推敲，最后只动了其中一首《西行》的文字：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这一首，在形式和意境上经过他提点，成了两人共同留下的一个文字印记。其余诗作，他自觉对五言律诗并不算特别精通，便没有贸然改动，而是建议陈毅多向专门研究古典诗词的同志请教。这段“改诗”的故事，很快在内部传为佳话，也为两人之间的情谊添了一层别样的色彩。
陈毅晚年患病，在病榻上时常半昏半醒。据身边人回忆，他在意识模糊时，不止一次提到毛泽东、党中央，还会喃喃说起“长征”这两个字。有一天，他已经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却突然向医护人员要了碗面条。费力咽下几根后，他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这句话听上去平淡，却能看出他内心的牵挂所在。
很多年后，人们回想起1972年那场追悼会，往往会把视线集中在毛泽东那句“我要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对旁观者来说，这是一位领袖临时改变行程的决定；对熟悉两人关系的人来说，却是几十年战火、政务、诗酒之交的一个自然延续。送陈毅最后一程，是一个老人对另一位老人的庄重道别，也是那一代人之间，难以言说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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