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一个滋养了半个中国戏曲版图、被誉为“中国高腔鼻祖”的声腔——江西弋阳腔，何以在它所哺育的文化后裔声名鹊起时，自己却陷入这般静默的尴尬？
2、许多深受弋阳腔滋养的“子体”剧种，凭借地域文化特色、明星演员或独特技艺，声名远播，甚至享誉海外。可它们的观众，却不知滋养这花朵的根系来自何，更不知其与弋阳的渊源。
文丨 白鹿新闻首席评论员 洪巧俊
信江的水，默默流了千百年，依旧是那片深邃的碧蓝；龟峰的岩，静静矗立于天地间，万古如一，仍保持着龟伏大地的姿态。可那从这片土地深处、从这方水土的魂灵中生长出来的弋阳腔，那腔调里奔涌着六百年生命呐喊、呼吸着泥土气息的艺术，却仿佛总与我们隔着一层毛玻璃。在大多数国人的文化认知版图上，它模模糊糊，若隐若现，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一个听过却未曾真正听懂的腔韵。
我们谈起京剧，便想起它的华美雍容，那程式化的身段、精雕细琢的唱念，是宫廷气象与文人雅趣的结晶；说起昆曲，便醉心于它的雅致清丽，水磨腔一唱三叹，如江南园林般曲径通幽；提及越剧，便沉浸于它的柔婉动人，吴侬软语间尽诉儿女情长。
这些，我们如数家珍，视之为中国戏曲的华冠明珠。然而，当话题转到弋阳腔，许多人的反应往往是一片茫然的停顿，或仅能拼凑出“高亢”“土气”几个粗疏的标签，便再无下文。
这公平吗？这正常吗？一个滋养了半个中国戏曲版图、被誉为“中国高腔鼻祖”的声腔，何以在它所哺育的文化后裔声名鹊起时，自己却陷入这般静默的尴尬？
弋阳腔的被低估，绝非其本身艺术生命力贫瘠或美学价值匮乏之过。恰恰相反，它的困境，像一面澄澈而刺痛人心的镜子，映照出我们长期以来的文化视野局限与传承机制的内在偏差。
让这腔调里的中国不再沉默，不仅是在挽救一个古老剧种的艺术生命，更是在进行一场文化认知的拨乱反正，是在打捞那些沉潜在民间最深处、渗入民族精神土壤、真正支撑起中华文明数千年不坠之韧性的精神根基。
这根基，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江湖之远；不在文牍典册，而在百姓的呼吸之间。
弋阳腔被低估，首先“低”在了那把衡量文化价值的无形标尺上，低在了我们习焉不察的审美坐标系中。
弋阳腔最核心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不规范”，在于其灵魂般的特质——“错用乡语”。它从不固守某种单一的“正音”，而是如水般灵动，敞开胸怀，吸纳流布之地的方言土语，让最鲜活、最在地的生活语言直接成为艺术表达的载体。
这不是缺陷，恰恰是弋阳腔的生命力。它让戏曲从少数人的精致玩物，复归于千万人的情感共鸣。
再看其演唱形式：“徒歌、帮腔”，不借丝竹，仅以金鼓击节。一人启口，众人接腔，声浪迭起，直冲霄汉。那是一种何等磅礴的集体情感宣泄！它源自祭社的虔诚、庙会的欢腾、田间地头劳作间隙的抒怀，是生命能量最直接、最酣畅的释放。然而，在偏好含蓄蕴藉、讲究个人韵味玩味的文人审美看来，这未免过于“喧闹”“直白”，缺乏那种需要细细品咂的“韵味”。于是，弋阳腔及其所代表的这种泼辣、野性、充满原始张力的民间生命力，便被这套“雅驯”的审美筛子，轻轻巧巧地过滤到了主流文化叙事的边缘地带。
我们已太习惯于欣赏盆景中那株被精心修剪、姿态婀娜的梅，为之赋诗作画；却渐渐忘记了，甚至失却了欣赏山野间那一片迎着料峭春寒、毫无拘束、热烈怒放的映山红的勇气与能力。弋阳腔的“土”，是带着晨露与泥土芬芳的“土”，是扎根生活、血脉偾张的“土”，这本是艺术最可宝贵的源头活水，是其历经六百年而不僵不死的根本所在。
可悲的是，这生命的本色，在某种偏狭的视野里，反而成了被轻慢、被忽视的理由。时光的流水冲刷着一切，这种审美的偏见似乎也在悄然改变。
弋阳腔的被低估，更深一层在于其巨大历史贡献与活态影响的“隐形化”。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文化记忆断裂。翻开那部厚重的《中国戏曲志》，“弋阳腔”三个字出现的频率之高，足以令任何一个研究者震撼，它在所有戏曲剧种中独占鳌头。这绝非偶然的数字，而是沉默的证言。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弋阳腔绝非偏居江西一隅、自生自灭的地方小调，它是明清两代中国戏曲声腔流变史上最强劲的“发动机”和最慷慨的“播种机”。
它的血脉，如信江之水四散奔流，浸润了大半个中国的戏曲土壤。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江西本地的赣剧、旴河戏，湖南的湘剧、祁剧、辰河高腔，安徽的岳西高腔、皖南目连戏，四川川剧中的高腔，云南的滇剧、佤族清戏，浙江的婺剧、新昌调腔，福建的四平戏、大腔戏，乃至河北的高腔、广东的正字戏、广西的桂剧……这张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数十个风格各异的剧种中，都活跃着高腔的身影，而追根溯源，其重要源头之一，往往指向弋阳。
学者马华祥先生皓首穷经，从《风月锦囊》《大明天下春》等古籍残卷中，一点点考辨、梳理出大量弋阳腔剧目，其专著《明代弋阳腔传奇考》犹如一次深邃的文化考古，揭示了一条我们曾视而不见的浩荡文化江河的主干道。
然而，在当代大众文化的传播与认知中，一种历史的“倒错”发生了。许多深受弋阳腔滋养的“子体”剧种，凭借地域文化特色、明星演员或独特技艺（如川剧变脸），声名远播，甚至享誉海外。可它们的观众，大多只知眼前这朵花之艳丽，却不知滋养这花朵的根系来自何方。人们为川剧高腔的激越震撼，却未必知晓其与弋阳的渊源；惊叹于某些高腔剧种中“帮腔”营造的山鸣谷应之势，却不知这种形式早在弋阳腔中已臻成熟。
弋阳腔，这位沉默而慷慨的“母亲”，将最优秀的艺术基因无私地馈赠给远行的“子女”，看着他们在四方开枝散叶、名动天下，自己的名字却渐渐湮没在时光的尘埃与子孙辈的声名之后。这种“只知流脉丰沛，不识源头深广”的认知断层，使得弋阳腔真实的历史地位与其实际具有的文化辐射力、哺育力，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反差。这是一种文化的“忘本”。
当下的传承，是如何让青少年从最初觉得“放开嗓子喊唱”好玩，进而深入到理解这腔调背后六百年的历史沧桑、文化密码与情感表达体系，仍是一道深邃的课题。
更关键的是，弋阳腔的灵魂究竟在何处？在于“活”在民间。它的诞生，不是在勾栏瓦舍，更非深宫内阁，而是在草台、在庙会、在宗祠、在一切百姓聚集的场所。昔日戏班，几面锣鼓，一班演员，以天地为幕，以星月为灯，台上唱得声嘶力竭，台下和得地动山摇，那是一种演员与观众血脉相通、气息相融的“场”。艺术与生活在此没有界限。
在这方面，一些南方剧种如潮剧，提供了值得深思的范本。在潮汕地区，潮剧并未远离民间，它依然是“老爷生”、老人寿辰、社区庆典中不可或缺的喜庆之事，有着坚实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活态”，才是非遗健康的生存方式。
那么，重重迷雾之下，路在何方？如何才能拨云见日，让弋阳腔不再被低估，让它那腔调里的中国，发出应有的黄钟大吕之声？
首要之途，在于文化认知的“正名”与价值体系的重塑。 我们必须在全国性的乃至面向世界的文化话语场中，为弋阳腔进行一场彻底的“价值重估”。这需要学术界、艺术评论界、媒体界形成合力，不再将它简单视为一个亟待拯救的“古老遗迹”施以怜悯，而是将其作为一条依然奔腾不息、蕴含无限可能的“文化活水”来研究、阐释与推广。
要大力鼓励创作：不仅要复排传统经典，更要用弋阳腔的旋律与精神，创作反映当代人困惑、追求与梦想的新剧目，让古老腔调讲述今天的故事。要积极创新传播：支持成立小型、灵活、轻盈的演出团体，重回乡村戏台、社区广场、旅游景区、企业文化活动，甚至主动拥抱互联网，利用网络直播、短视频平台，打造新时代的“云端草台班子”。政府可通过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加以引导，社会力量应被鼓励参与，共同创造更多让老百姓免费或低成本、轻松愉快接触弋阳腔的机会。
保护中心与传承人的工作重心，应从“保”为主，转向“保”与“传”并重，且更加注重“传”的生动性、开放性与时代性。诚如杨典荣先生所言，孩子们最初喜欢的，是那种无拘无束、“放开嗓子喊唱”的快乐。那么，我们的传承，何不从守护和放大这份最原始、最本真的艺术参与感与快乐开始呢？
长远之策，在于加强系统性研究与跨区域联动，擦亮“母体”品牌。 应在弋阳乃至江西，设立一个国家级或至少是省级重点的“弋阳腔（高腔）研究传承基地”。这个基地不应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枢纽，主动联合全国各地受弋阳腔影响的剧种研究机构、院团和学者，对弋阳腔的源流、谱系、剧目、音乐、表演进行跨地域、跨剧种的系统性学术梳理，并建立全面数字化档案库。应定期举办全国性的“弋阳腔（高腔）艺术节”及学术论坛，将其打造成高腔体系定期交流技艺、切磋心得、展示成果的最高权威平台。
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今天，需精心设计“弋阳腔寻根之旅”等文化体验线路。将欣赏弋阳腔表演，与游览世界自然遗产龟峰丹霞、瞻仰方志敏纪念馆、探访叠山书院等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青山绿水与人文遗迹中，立体地、沉浸式地感受这片土地的历史厚度与精神气质，理解这样的水土何以能孕育出如此刚健质朴的艺术。同时，投入力量制作高品质的弋阳腔纪录片、专题节目，撰写生动易懂的普及读物，向大众生动讲述“弋阳腔走中国”的传奇故事，让“中国戏曲母乳”“高腔鼻祖”的形象深入人心。
尤为重要的是，江西的文化主管部门，需要有更宏阔的视野与胸襟。地方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绝不能陷入狭隘的“门户之见”。弋阳腔是江西的宝贵财富，主管部门应主动拆除无形的围墙，以开放、协同、服务的姿态，积极推动它“走出去”，与全国的同源剧种联动合作。只有将弋阳腔放在中华戏曲宏大谱系的中心位置来考量和推动，它才能真正摆脱“地方戏”的单一标签，其“母体”的荣光才能得以彰显，也才能唱得更加高亢，走得更远。
信江不语，依旧西流；龟峰默然，静观春秋。但弋阳腔，从大地肺腑中迸发出的呐喊，不该继续沉默。它那高亢激越的旋律，是市井百姓悲欢离合的倾诉，是文化基因在历史长河中坚韧不屈的流转。
相信这腔调里的中国，将因此而更加坚实、更加自信，也必将焕发出跨越古今、照亮未来的青春之光与永恒魅力。
白鹿评论主编：萧小壹
白鹿评论投稿邮箱：blpl202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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