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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

公元前246年,秦国朝堂之上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来自韩国的名叫郑国的水工,劝秦王搞超级工程,意图拖垮秦国的阴谋被戳穿,秦人震怒,欲杀之而后快。眼看自己性命难保,郑国却抛出一句足以改写历史的话:“我本想延缓韩国数年的寿命,但是如果这个渠建成了,也是秦国的万世之利呀。”

一句“万世之利”,让愤怒的秦国君臣冷静下来。如果修建这条从泾水通往洛水的水渠,究竟是耗费国力的陷阱,还是泽被后世的福祉?这个难题,成了秦国超级工程上马前,绕不开的一道选择题。如今翻开历史看看,从郑国渠到都江堰,从大运河到万里长城,每一项超级工程的破土动工,背后都藏着权衡、决断与博弈的智慧。

古代的重大工程,不是一拍脑袋的决定。它们动辄耗费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光阴,征用数万乃至数十万的民力,对一个王朝是实打实的消耗。

郑国渠的修建,就是一场典型的“赌局”。韩国派郑国入秦,本意是让秦国把人力、财力耗在修渠上,无暇东顾攻打自己。这工程刚开建两年,秦国就遭遇大规模饥荒。蒙骜率军攻打韩国,有人说这是饥荒下的转移国内矛盾,也有人说这是征伐徭役过多、农田抛荒导致的恶果。到了秦始皇四年,蝗灾大疫接踵而至,秦国不得不靠“纳粟受爵”的办法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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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渠

修渠的那十年,秦国国库的银子流水般花出去,大量青壮劳力脱离农耕,武将们更是怨声载道。毕竟武将靠军功封侯,百姓不能种地,国库没有余粮,仗就打不起来,军功也就成了泡影。这像极了后世的美国军工集团,唯有战争不断,才能财源滚滚。秦国武将们的焦虑,其实不难理解。

但秦国最终还是选择了把渠修下去。这有三个无法反驳的理由:其一,渠成之后的长远利益真实可见。关中平原多是盐碱地,泾水含沙土量高,引水灌田能积下淤泥改良土壤碱性,让贫瘠之地变成沃土。其二,秦国的霸主地位稳固,六国已经无力撼动,短期的国力消耗动摇不了根本。其三,彼时嬴政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有的是时间等待水渠的红利兑现。

十年之后,郑国渠终于竣工了,四万余顷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每亩的收成可以翻倍。关中平原一跃成为秦国的粮仓,为后来嬴政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夯定了物质基础保障。当初韩国的“疲秦计”,反而变成了强秦的良策。

与郑国渠遥相呼应的,是蜀地的都江堰。战国末年,秦昭襄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彼时的蜀地,岷江年年泛滥,水旱灾害交替肆虐,百姓苦不堪言。李冰到任后,一眼就看穿了蜀地的症结:要治蜀,必先治水。

至于修建都江堰,在当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毕竟要凿穿玉垒山,修建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工程量之浩大,在那个没有现代机械的年代,无异于天方夜谭。而且蜀地远离秦国本土,投入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短期内看不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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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郑国渠(俯瞰图)

但李冰的坚持,让秦昭襄王下定了决心。李冰带着民众,用竹笼装着鹅卵石堆砌堤坝,用火烧水浇的办法开凿岩石,耗时数年建成了这座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建成后,岷江的水被驯服,蜀地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一跃成为“天府之国”。后来秦国能支撑起统一六国的战争,蜀地源源不断的粮草供给功不可没。

郑国渠与都江堰的故事,说明重大工程需要远见卓识,需要熬过短期的阵痛,才能看到长期的红利,本质上是与时代、历史的“对赌”,赌的不是运气,而是对未来的预见。

然而,重大工程的上马,绕不开君王的决断。同样是耗费国力的工程,有的能成就千古伟业,有的却落得亡国骂名,这背后无疑考验君王的格局与远见。

秦国君臣面对郑国渠的态度,堪称格局决定成败的典范。他们尽管识破了韩国的阴谋,却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他们没有杀掉郑国,反而让他继续主持工程,这份胸襟不是所有君王都可以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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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渠地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国对待廉颇的态度。廉颇辅佐赵国三代君王,四十余年南征北战,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赵悼襄王即位后,忌惮廉颇功高盖主,就让乐乘取代廉颇。廉颇盛怒之下赶走乐乘,自己也被迫流亡魏国。后来赵国屡屡被秦国击败,赵王这才想起廉颇,于是派人去魏国探视。

可廉颇的仇人郭开贿赂使者,向使者进了谗言,阻止廉颇返回赵国。使者回来向赵王报告说,廉颇虽然饭量依旧惊人,但一顿饭的功夫就上了三次厕所。赵王便以为廉颇老了,不再召他回国。最终,这位百战名将客死他乡。

赵国错失的,何止是一位良将。赵悼襄王的凉薄,寒了天下人的心。一个连功臣都容不下的君王,怎么可能有魄力去推动关乎国运的重大工程?反观秦国,能容忍一个敌国派来的奸细,主持本国的头号工程,这份格局,注定了六国覆灭的命运。

说起君王决断力,隋炀帝杨广和他的大运河是绕不开的话题。千百年来,后人对大运河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它是隋炀帝穷奢极欲的产物,为了满足自己下江南的私欲,不惜耗费百万民力,最终导致隋朝灭亡。也有人说它是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泽被了唐宋元明清五代。

隋炀帝修大运河,绝非一时头脑发热。当时的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逐渐南移。南方的粮食、丝绸要运往北方,靠陆路运输费时费力。大运河的修建,本质上是为了打通南北的经济通道,巩固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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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

为了修大运河,隋炀帝征召了数百万民夫,无数家庭妻离子散。民怨沸腾之下,隋朝的统治根基动摇,最终二世而亡。但不能否认,大运河的长远价值是巨大的。唐朝建立后,凭借大运河的漕运,江南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洛阳,成就了盛唐的繁华。宋朝定都开封,更是把大运河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隋炀帝的悲剧,不在于修建大运河,而在于操之过急。他把本该几代人完成的工程,压缩在了短短十几年里,超过了民力和国力的极限。这也给后世君王提了个醒:推动重大工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离不开民心的支持和国力的支撑。脱离这两点,再宏伟的蓝图,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修建万里长城。这项工程的初衷,是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扰,保护中原百姓的安宁。但修长城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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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渠、长城(俯瞰图)

为了修建长城,秦始皇征发了数十万民夫。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荒无人烟的北方边塞,顶着严寒酷暑劳作。无数人累死、冻死在长城脚下,留下了“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长城的修建,耗尽了秦朝的国力,也点燃了民变的导火索。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吹响了秦朝灭亡的号角。

不可否认,长城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它一直是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但秦朝的教训也告诉我们,重大工程的上马,必须以国力为底线,以民心为根基。如果一味透支民力,即便工程再伟大,也会反噬自身。

与长城相比,灵渠的修建,更像是一场“量力而行”的典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征服南方的百越之地,下令修建灵渠。灵渠的作用,是沟通湘江和漓江,打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为秦军输送粮草和兵员。

灵渠的修建,尽管也耗费了大量人力,但它的规模和工期,都控制在了国力承受的范围之内。工匠们运用智慧,在湘江上游修建了铧嘴,把江水三七分流,三分入漓江,七分入湘江。又修建了陡门,相当于现代的船闸,让船只可以在落差较大的河道里通行。

灵渠建成后,秦军的粮草得以顺利运抵南方,最终平定了百越。此后两千多年里,灵渠不仅是军事通道,更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原的丝绸、瓷器通过灵渠运往南方,南方的香料、水果也通过灵渠运往北方。灵渠的成功,在于它既满足了军事需求,又兼顾了民生利益,在国力和民心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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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灭六国

从郑国渠到都江堰,从大运河到万里长城,古代超级工程的上马,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它既要权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也考验着君王的格局与魄力,更离不开民心的支持和国力的支撑。

当然,这些留存于历史长河中的工程,各有各的命运。有的一开始是别国的阴谋,最后却造福了自身;有的在当时背负骂名,后来却惠及了后世;有的耗光了一个王朝的国力,却护佑了此后千年的安宁。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了古代君王的智慧与远见,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与创造。

——同步刊载《文史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