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坐落于陕西省西南部，北依秦岭、南倚米仓山，汉江横贯其中形成广袤的汉中盆地，地处中国南北自然与人文地理的过渡地带，被誉为“中华龙脉”秦岭脚下的“天然宜居之地”。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后世璀璨的汉中文化，更在百万年的时光里，成为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汉中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与龙岗古人类遗址的相继发掘，揭开了汉中古人类繁衍的神秘面纱，其重大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人类考古的多项空白，更印证了汉中地理环境对古人类生存发展的独特优越性，在全国古人类考古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两大遗址惊世发现：勾勒汉中百万年人类繁衍轨迹
汉中的古人类遗址中，龙岗遗址与疥疙洞遗址如同两颗明珠，分别见证了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的人类活动印记，完整勾勒出古人类在汉中从偶尔栖息到长期定居、从原始生存到文明萌芽的繁衍轨迹。
图源国家文物局
龙岗古人类遗址位于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境内，与汉中城隔江相望，是我国秦岭以南地区为数不多的早期旧石器遗址群之一。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后，2013年起的系统发掘让这片遗址的价值得以充分彰显。考古人员确认，龙岗遗址早在距今1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是陕西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也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超过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之一。遗址地层堆积深厚，最深处断面达十几米，其中耕土层下2米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更下方则是绵延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堆积，形成了罕见的新旧石器文化同一遗址共存的现象。发掘出土的旧石器制品达3万多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等，涵盖了石器生产和使用的完整环节；新石器时代遗存则面积达15万平方米，包含制陶作坊区、古人类生活区和墓葬区，出土的陶器形制、葬制（如小孩瓮葬）与关中半坡遗址一脉相承，属于仰韶文化范畴，仅房屋采用高台建筑，以适应当地潮湿多水的气候，展现出鲜明的地域适应性特征。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绿松石装饰品，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与龙岗遗址的旷野阶地遗存不同，疥疙洞遗址位于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地处龙岗寺旧石器遗址所在地的梁山余脉、汉江右岸第三级阶地上，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洞穴遗址。2017年被专项调查发现后，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2018-2019年开展了抢救性发掘，最终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地层堆积厚约1.6米，可划分为13层，其中第3—10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层，根据地层关系和测年结果，古人类利用该洞穴的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段：距今约10万年或更早，人类仅偶尔在此活动，出土遗物稀疏；距今约7—5万年，人类活动趋于频繁，遗物分布逐渐密集；距今约3—1.5万年，成为人类长期定居的居所，进入活动繁盛期。发掘中发现了清晰的人类活动面、3处石器加工点、2处火塘等遗迹，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遗物万余件，其中原生地层中出土2枚距今3万年左右的早期现代人牙齿化石，洞外堆积中还筛洗出4枚人类牙齿和3块头骨残块，均具有典型的早期现代人特征。石制品达1500余件，主体属于华北小石片石器工业，工具以中小型刮削器为主，夹杂少量尖状器；动物化石及烧骨8000余件，涵盖鹿、麂、牛、剑齿象、犀、野猪、大熊猫等20余种，属于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多为人类消费后的遗存。
龙岗寺遗址发掘现场（资料图片翻拍）
遗址的深远意义：填补空白，印证文明连续演化
龙岗遗址与疥疙洞遗址的重大发现，不仅还原了汉中古人类的生存状态，更在古人类演化、文化交流、生计方式等多个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古人类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从人类演化研究来看，疥疙洞遗址的发现填补了秦岭地区早期现代人化石的空白，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学说的重要支撑。中国早期现代人化石地点中，极少有伴随丰富文化遗物的案例，而疥疙洞遗址不仅出土了早期现代人化石，还发现了共生关系清晰的小石片工业系统石器，清晰展现了早期现代人的技术水平和行为特征，为研究现代人在中国境内的扩散与时空分布提供了关键材料。龙岗遗址则将汉中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至120万年前，延伸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时间线，印证了我国古人类演化的连续性和广泛性，打破了人们对秦岭以南早期人类活动的认知局限。
在文化发展与交流方面，两大遗址展现了南北文化交融的鲜明特征。龙岗遗址出土的石器兼具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特点，与中南半岛一带的石器类型也有相似之处，作为南北旧石器文化的过渡地带，为研究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分布、交流及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其新石器时代遗存与关中仰韶文化的高度关联，則体现了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与融合，而高台建筑、绿松石装饰品等又展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创新。疥疙洞遗址的小石片工业属于华北小石片石器工业体系，同时结合其地理位置，反映出华北旧石器文化向秦岭以南地区的扩散与影响，进一步印证了汉中作为南北文化过渡地带的重要作用。
在生计方式与栖居形态研究上，两大遗址形成了完美的互补。疥疙洞遗址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类型居址的空白，清晰的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布局，展现了古人类洞穴居址的使用模式和生计方式——以狩猎采集为生，熟练掌握石器加工和用火技术，形成了有序的洞穴活动空间。龙岗遗址则以旷野阶地遗存为主，其新石器时代的聚落规划、功能分区（制陶、居住、墓葬），展现了古人类从洞穴栖息向平原定居的转变，反映出人类适应环境能力的不断提升，为研究早期人类洞穴与旷野阶地两种居址形态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对比资料。
此外，疥疙洞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极大地丰富了秦岭地区晚更新世的动物化石材料，为研究该时期动物种群演变、古气候环境变化提供了重要素材；龙岗遗址新旧石器文化共存的罕见现象，也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独特的标本。
龙岗寺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陶器
全国考古地位：不可替代的南北过渡地带核心遗址
在全国古人类考古格局中，汉中两大古人类遗址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跨度、丰富的遗存内容，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连接中国南北方古人类考古、填补区域考古空白的核心遗址。
龙岗遗址是我国秦岭以南地区早期旧石器遗址的典型代表，其120万年的人类活动历史，使其成为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与北方的蓝田猿人遗址遥相呼应，共同构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南北格局。其新旧石器文化同一遗址共存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研究平台，对探讨汉水上游仰韶文化早期的村落形态、房屋建筑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疥疙洞遗址则被誉为近年来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关键新突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1.5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其连续的地层堆积、清晰的层位关系、明确的遗物性质，填补了中国境内距今10—5万年关键考古资料的空白，成为研究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质特征、石器工业面貌、文化发展演变的核心遗址。作为秦岭地区首次发掘出土早期现代人化石及共生石器的遗址，其在东亚早期现代人演化研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被列入“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更彰显了其在全国考古领域的重要影响力。
从整体来看，汉中两大遗址共同构成了秦岭以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的完整考古序列，弥补了秦岭中西部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洞穴遗址的短板，与秦岭地区已发现的400余处旧石器遗址、20余万件旧石器共同形成了庞大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体系，使汉中成为研究中国南北古人类文化交流、秦岭地区古人类演化的核心区域，打破了以往古人类考古“重北方、轻南方”“重平原、轻山地”的格局，丰富了中国古人类考古的整体内涵。
地理环境优越性：大自然馈赠的古人类宜居家园
汉中古人类能够绵延百万年繁衍生息，从偶尔栖息到长期定居、从原始生存到文明萌芽，核心得益于这片土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优越性——秦巴屏障的庇护、汉江流域的滋养、多样的地貌与气候，共同构成了古人类生存发展的“天然乐园”，成为古人类选择在此扎根的根本原因。
首先，秦巴环绕的地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屏障。汉中北有秦岭山脉横亘，南有米仓山（巴山）高峻雄峙，形成了相对封闭且安全的地理空间，有效阻挡了北方的严寒气流和外来部落的侵扰，为古人类提供了稳定、安全的栖息环境。秦岭最高峰海拔达3071米，米仓山最高峰海拔2534米，两山高出汉中盆地500—2500米，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而梁山余脉、汉江阶地、洞穴等多样的地貌，又为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栖居选择——龙岗遗址位于汉江阶地，地势平坦、视野开阔，适合旷野定居和农业萌芽；疥疙洞遗址作为天然洞穴，冬暖夏凉，能够有效抵御恶劣天气，适合长期栖息，成为古人类躲避风雨、抵御猛兽的理想居所。
其次，汉江流域的滋养，提供了充足的生存资源。汉中地处汉水之源，汉江横贯盆地中部，形成了广袤的冲积平原，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72.3%，此外还有嘉陵江水系贯穿西部，全市流域面积10平方千米及以上的河流达569条，充足的水资源不仅满足了古人类的饮水需求，更孕育了丰富的水生生物，为古人类提供了额外的食物来源。汉江冲积形成的汉中盆地，土壤肥沃，属于铝质土区域黄棕壤带，适合植物生长，为狩猎采集时代的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植物资源（果实、根茎等）；而周边的山地、森林则孕育了鹿、麂、牛、野猪、大熊猫等多样的野生动物，与疥疙洞遗址出土的20余种动物化石相印证，为古人类提供了稳定的狩猎资源，使古人类能够长期维持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
再次，南北过渡的气候，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汉中属于北亚热带气候，年平均降水量987.1毫米，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5.0℃，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既没有北方的严寒酷冷，也没有南方的酷暑潮湿，适宜人类居住和动植物生长。这种气候条件使得汉中的动植物资源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特点——既有北方的温带动植物，也有南方的亚热带动植物，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古人类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和生产生活资料（如石器制作原料、木材等）。同时，温润的气候也有利于古人类的繁衍，降低了极端气候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为人类活动的延续提供了保障。
最后，便利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技术进步。汉中地处秦巴之间，是连接中国南北方、东西方的交通要道，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古人类能够便捷地与周边区域的古人类进行交流，吸收不同区域的文化和技术。龙岗遗址石器兼具南北方特点、与中南半岛石器相似，疥疙洞遗址的华北小石片工业体系，均印证了这种文化交流的存在。同时，汉中周边丰富的石器制作原料（石英砾石、石英岩、凝灰岩等），为古人类制作石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促进了石器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从龙岗遗址早期的砍砸器，到疥疙洞遗址的精细化小石片工具，展现了古人类技术水平的逐步提升。
结语：秦巴腹地的文明密码，永续流传的人类根脉
汉中南郑疥疙洞与龙岗古人类遗址的重大发现，不仅揭开了汉中百万年古人类繁衍的神秘面纱，更以丰富的实物遗存、清晰的历史脉络，彰显了其在全国古人类考古中的重要地位。两大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多项考古空白，为研究中国古人类演化、南北文化交流、生计方式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印证了中国古人类文明的连续性和多样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汉中独特的地理环境——秦巴屏障的庇护、汉江流域的滋养、温润适宜的气候、便利的交通区位，共同将这片土地打造成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天然家园”，孕育了秦岭脚下最早的文明火种。
如今，这些沉睡百万年的遗址依然静静矗立在秦巴腹地，诉说着古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承载着汉中乃至中国古人类文明的根脉。深入研究这些遗址的价值，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更能让我们读懂汉中地理环境的优越性，传承和弘扬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明基因，让秦巴腹地的古人类文明密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来源：汉中在路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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