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登基之初，二十岁的少年皇帝迎接的是一个很有钱的天下。国库富裕到甚至有些臃肿。
神宗朝王安石变法，青苗、免役、市易、方田等法，虽然在士大夫间留下滔天骂名，却实实在在榨出了前所未有的财政收入。
史载，神宗朝岁入曾超过一亿两，几乎是同时期北宋开国初的三倍。徽宗继位时，年财政收入在七千万到九千万之间，折算粮米，堆起来可以填满汴梁外城的仓廪。常平仓、太仓、左藏库，粮帛绢匹，动辄以百万计。
看着这些数字，徽宗心底生出一种笃信：天下之患，不过钱粮而已。有了银子，军队可养，灾民可恤，工程可兴，士人可安。
一个皇帝手里捏着足够的钱，就像一个赌徒握着一大把筹码，天色再坏，他也不怕。
然而钱袋子解决不了朝堂上的火药味。
新法与旧法之争，自王安石始，至徽宗时已是撕裂成伤口。
熙宁元年，王安石曾上奏著名“三不”——“祖宗之法，不足守；天下之事，不可知；人言不足恤。”
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旧党士人的噩梦：这动摇了儒家治国之道的根基，是对“道统”的公然挑衅。
自此以后，朝中相互攻讦，从没停过。
徽宗刚继位不久，就有大臣上疏，痛骂王安石新法荼毒天下，百姓流离失所；另一边则有人反击，说祖宗之法早已陈腐，不革新就必亡国。
廷议时争到面红耳赤，御史弹劾宰执，宰执反劾御史，文字之锋，比刀剑更利。
徽宗坐在殿中，眼看新旧党互相指着对方鼻子骂“误国”。一个年轻皇帝若是任由他们拉扯，很快就会被裹挟成某一派的旗手。
可是他不甘心。
他想要的不是做党争的裁判，而是做超越党争的造法者。
既然祖宗之法不足守，天命难道不能造？
想到这里，徽宗的胸中豪气顿生。
但要造法，首先得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合法性。
“道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与信仰，是他们参与政治的天命之据。可偏偏，这套共识已经在王安石的“三不”下支离破碎。
祖宗之法不足守，等于把所有士人赖以立身的根据推翻了。新党说圣人之道要与时俱进，旧党说圣贤之言不可轻改，双方都自称是道统，结果是天下没有道统。
在徽宗看来，这是个死局。倘若继续在儒学正统里打转，永远也走不出泥淖。
而要跳出死局，恐怕要新开炉灶。
于是他拐了个弯，把视线投向道教。
他自称“道君皇帝”，在太庙、宫廷频繁设醮，笃信道士林灵素之言，把道家符箓与政治语言结合起来。
既然打算让儒家从“正统”撤出，他干脆下令扩充太学，试图废弃单纯的经义科举，改立新的学制。
皇帝心里很清楚：只要新一代士子在新的考试制度里出身，他们就是他的子弟兵，而不是旧党门生。
合法性可以重建，但未必还要依赖儒家。即便暂时还要依靠儒家，至少要把解释权从士大夫手里夺过来，放在自己这里。
这是徽宗极大的冒险，也是他最大的野心。
蔡京正是在这个时候，重新走到舞台中央。
他从《易经·丰卦》里拈出四个字——“丰亨豫大”。
据《宋史·蔡京传》记载，这几乎成了他对外宣示的纲领，甚至被刻石立碑，遍悬殿堂。
徽宗听罢如获至宝。
这四个字太贴切了，正是当下盛世的注脚：既然国库丰盈，天下自然该是丰盛、通达、喜乐、广大。
于是有了大范围的赈济。
《宋史·食货志》载：“置居养院于京师，凡八十岁无告者，给廪以养之。”
又有“漏泽园”，收葬无主之骸。赈济之举，遍及京畿与江浙。
在徽宗看来，如此德政，恰是“亨”“豫”的落实。
与此同时，艮岳工程浩浩荡荡。
《东京梦华录》与《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花石纲自江南北上，动辄千艘，徭役数万。
奇石珍禽，无所不至。
徽宗自题御笔，流连其间，把这看作“大”的象征。
赈济显仁心，艮岳显气象。蔡京巧妙地把二者并列：这是合法性的两翼。
然而，《宋史·食货志》同样记下另一面：徽宗朝“岁入七八千万缗”，其法多出于青苗、市易之旧。蔡京又增盐钞、榷茶、和买，几乎无物不税。
收入虽然庞大，但军费常年占去四成，宫廷工程再耗两成。每逢旱涝，临时赈济便要拆东墙补西墙。
史家说得直白：“岁虽入多，而出亦无余。”
换句话说，徽宗看到的是丰亨的幻象，实际上财政并没有他以为的那么稳固。
所谓赈济，先要把百姓的钱收走再施舍回来。
所谓艮岳，耗费的正是这些仓廪之数。
丰亨豫大，在皇帝眼里是新道统的合法性，在蔡京眼里是逢迎的辞藻，在百姓眼里——只是又提高了一层赋税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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