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一个闷热黄昏，扬州城东一带的乡间小路上，几声急促的枪响突然打破了田野的寂静。远处劳作的农人愣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又默默低下头干活，只当什么都没听见。那时候，国共内战打得正紧，乡下人对“枪声”两个字，已经麻木又警惕。
这几年，村里多了不少新面孔，有挂着“还乡团”袖章的武装，也有悄悄串门、说话压低声音的“积极分子”。对普通百姓来说，只知道天越来越乱，白天不敢乱说话，夜里不敢乱出门。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片紧绷的气氛里，却偏偏有一个让人摸不清底细的人物——他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却不大像个“地主”。
乡下人背地里私下嘀咕：“郭家少爷这脑筋，怕是跟别的东家不太一样。”
也正是这个看起来“有点不合群”的地主，在那年夏天，做出了一个连自己族人都想不通的决定：放走一个被押送的地下党。
这事儿，要从他和那位地下党人的几次交集说起。
一、家道殷实的“怪少爷”
郭良知生在一个典型的地方望族之家。郭家在光华乡一带，几百亩地连成一片，祠堂香火旺盛，族谱厚得像块砖，逢年过节，总要摆出一条街似的长桌宴。
按理说，家里这样的出身，长子长孙，大多走的是一条熟路：读点书，考点功名，回来接管家产，稳稳当当当个乡绅。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族人，看上去顺顺当当。
郭良知小时候也不例外，启蒙私塾，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不同的是，他后来被送去城里继续读书，又在抗战期间随学校辗转到后方，从小小乡绅家庭的围墙里，被扔到了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
在外求学那几年，对他影响极大。日军轰炸时，人群惊慌奔逃的景象，难民挤在破庙里抢一口稀饭的狼狈模样，地主、绅士与平头老百姓在逃难路上被迫挤在一起，这些细节他都看在眼里。
最让他难受的是，有几次，他亲眼见到某些有钱人趁火打劫，趁灾年低价收购土地，又用借粮的名义逼迫农户典卖田产。那种冷冰冰的算计，与他在族谱里读过的那些“仁义传家”的训诫，形成强烈反差。
等到抗战胜利，他回到老家光华乡，才发现老家的乡亲日子并不轻松。名义上打了胜仗，实际上，很多佃户依旧背着高额租子，日子紧巴巴的。
秋收那年，田里一片金黄。管家算完账，小声在他耳边说道：“少爷，今年收成着实不错，要不……顺着行情，把租子提一提？别家都涨了，不涨就吃亏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地里弯腰割稻的佃户，沉默了一会儿，说话不快不慢：“租子不但不涨，该减的还得减。那些交不起的，粮食留着吃，明年再想办法。”
管家愣住了，嘴张了张：“这不合规矩啊。”
郭良知倒不恼，只是淡淡回了一句：“规矩是人定的，人要先对得起良心。”
这话传到乡里，有人觉得他“迂”，有人觉得他“作”，也有人悄声说：“这郭家少爷，跟那些咬人地东家不一样。”
问题在于，那时的风浪并不只在地里和账本上翻腾。土地问题，已经从乡下的旧账本里，走上了政治舞台。
土地革命，悄悄在这一带留下了痕迹。
二、土地风暴与“还乡团”的爪牙
早在抗战时期，扬州一带的部分乡村，就已出现农会、抗日政权的影子。那时候，敌后根据地里搞减租减息，分粮分田，农民尝到了一口“翻身”的滋味。
不过，国共关系一翻脸，这些成果立刻变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帐”。原先被清算的恶霸地主，在国民党支持下，开始组织“还乡团”，打着“恢复秩序”的旗号，准备把失去的地盘和威风都抢回来。
“还乡团”在档案和口述史里，留下的印象都差不多：枪有了，人也有了，仇恨更不用说。靠着地方保甲制度和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撑腰，他们在乡间到处搜捕农会骨干、党员、积极分子。烧房、打人、逼供、报复，样样都来。
光华乡一带，也没能例外。村口常有陌生武装进进出出，有时扯着嗓子喊口号，有时半夜敲门抓人。那些抗战胜利前后在农会露过面的农民，突然变得沉默而警惕，眼神里多了几分戒备。
就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叫朱玉和的农会干部，开始逐渐隐入暗处。
朱玉和原本是当地农民出身，早年受过一点新思想影响，参加农会，组织诉苦，帮着乡亲争取减租，后来发展为中共党员。抗战时期，他半公开活动，在群众里口碑不错，大家有事找到他，总能得到个明白话。
内战爆发后，局势急转直下，他所在的小组撤入地下，活动方式也变得隐秘。白天，该干农活还得干农活，夜里则不时去村头祠堂、破庙、窑洞里，悄悄开会，传递消息。
1947年夏天，他接到任务，要把一份重要情报送到指定联络点。那天，他把纸条妥善藏在内衣夹层里，选了一条不太显眼的小路，绕过主干道，独自上路。
路不算远，心却悬得高。前一年，周边乡村已有不少同志在路上遇险，有的被抓，有的失联。朱玉和对这一点很清楚，但任务在身，只能咬牙往前走。
转过一片竹林，他突然看见前方路口站着几个人影，其中一人腰间别着手枪，胳膊上绑着布条。他下意识放慢脚步，却已经被对方发现。
领头那人是“还乡团”里有名的狠角色赵元和。这人出身本地，打小游手好闲，抗战中当过伪军，后来投靠国民党系统，摇身一变成了“维护秩序的队员”。凡是对共产党、农会沾边的，他都视作立功的机会。
“站住！干什么去的？”赵元和眯着眼，打量着朱玉和。
朱玉和不答，脸色镇定，脚步却停了下来。
气氛顿时绷紧。赵元和走过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粗暴地搜身，翻出的是普通随身物品。他心里起疑，却没有立即找到证据，便开始用老办法：拳脚加恐吓。
“说不说？谁派你出来的？还有谁跟你一起？”他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吼。
朱玉和咬紧牙关，任由拳头砸在身上，只是不出声。心里很清楚，一句话说错，牵连的不止一个人。
折腾了一阵，赵元和有些喘，没问出有用线索，却看得出对方态度顽固。他心里一盘算：光凭“嫌疑共产党”这条，就足够押回去邀功受奖了。
于是，他扯来粗麻绳，把朱玉和的双手猛地捆上，押着往驻地方向走。
路过村边田埂时，太阳正毒辣。赵元和嫌累，碰巧远处田里有人在劳作，便招呼起来。那人是他堂哥，负责帮人打理一些田地。
“堂哥，借个地歇会儿。”他把人拴在树上，自己坐到阴凉处喝水，枪随手放在身边。
这一幕，很快被田另一头的人看在眼里。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郭家少爷——郭良知。
三、“后台硬”的底气从哪儿来
郭良知那天在田里，也不算巧，他本来只是去看看即将收割的一块地。远远看到有人被绑在树上，再一听旁人的嘀咕，心里大概有了数。
走近一点，就认出了朱玉和。
两人此前并非陌生。早在减租时，农会来做工作，解释政策、调解纠纷，朱玉和就曾出面。那时候，两人有过几次正面碰面，就土地、租数、佃户情况，有过一番不算轻松的对话。
有一次，朱玉和说：“乡亲们一年忙到头，要给的租实在太重。若能减一些，他们过得去，您的田也不会荒。”
郭良知沉吟了许久，最后点头：“该减的，我这边答应。”
这一来一往，既有立场的分歧，又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尊重。两人心里都清楚，对方站在谁一边，但也明白，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有些道理是共通的。
现在再见，位置完全对调。一个被捆，一个站着。
赵元和在旁边扯着嗓子吹嘘：“这家伙是破坏地方安宁的分子，押回去严办。”他一向把“乱党”“破坏团结”这些名词挂在嘴边，用来给自己的暴力找名义。
郭良知表面若无其事，只是点头附和，没露出什么异样。走到稍远一点的一片稻草堆旁，他慢慢坐下，佯装休息，眼角余光却在观察。
周围没有其他“还乡团”人员，只有赵元和和那位堂哥。堂哥对这位“郭少爷”颇为客气，知道郭家的势力，不敢怠慢。
空气闷热，蝉叫不断。郭良知心里翻腾得很厉害。
救，还是不救？救了，很可能牵连自身；不救，朱玉和十有八九扛不住严刑，或死或残。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人被迫“招供”，后面牵出的，恐怕是一串名字。
试想一下，一个清清楚楚知道对方身份的地主，在那样的时刻，内心斗争一定不会轻。站在他的角度，不是简单的“善心大发”，而是一种近乎冒险的选择。
他没耽搁太久。犹豫几息之后，仿佛突然下定决心一般，轻轻拍了拍衣服，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刀，装作要割草绳。
趁着赵元和大口喝水、扇着衣襟乘凉，他慢慢往树那边走，脚步不急不缓。
到了树后，他挡住两人视线，压低声音，道了句：“别出声。”
刀刃轻轻划过麻绳，发出很轻的摩擦声。朱玉和手腕早已磨破，汗水混着血渍，疼得钻心，却硬是忍着不喘粗气，避免引起注意。
绳子快断开时，他忍不住低声道：“老乡，你这样做，会被牵连的。”
郭良知简单回了一句：“别管我。你跑的路，比我重要。”
话不多，却够清楚。
麻绳断开的瞬间，他顺势一推：“往那边的小路，快走。”
朱玉和脚步踉跄，几乎摔倒，但还是咬牙往矮树丛后钻去，没敢回头。
等赵元和发现“人不见了”的时候，已经过了好一会儿。
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连忙抓起枪，朝模糊方向开了几枪，子弹在庄稼地里打出几道窟窿，连个人影都没碰上。
再转头一看，麻绳明显被刀割断，他瞬间把怒火集中到了在场唯一一个“可疑人”身上——郭良知。
他冲过去，一把揪住郭良知的衣领，语气粗暴：“是不是你放的？”
这时，旁边的堂哥脸色已经变了，赶紧上前拉了一把，压低声音，急切地说道：“你疯了？这人你也敢动？”
赵元和愣了：“他不就是个地主？”
堂哥急得直抖：“你知道他的来头？他亲哥哥是县里参议员，在县城说得上话；他堂侄是光华乡的乡长，你说你敢不敢惹？”
这一番话，听在赵元和耳里，像是连着几个巴掌扇过来。他原本在乡下耀武扬威惯了，对上级恭敬，对平民凶悍，真正了解地方人脉结构的，并不多。此刻才明白，眼前这个他刚才还想动手的人，确实不是自己能轻易招惹的。
他的脸一时间变得青一阵白一阵，嘴上赶紧赔笑：“误会，误会，我也是急糊涂了，没认出来。”
郭良知衣襟被揪皱了，仍旧平静。他摆摆手，道：“人跑了，你们也追不回来。算了，不提了。”
这句话，其实等于给赵元和留了一个台阶。不提“是谁放的”，等于暗示：只要你不继续深挖，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不得不说，这一步棋走得不算惊天动地，却极有分寸。
赵元和顺势退了半步，心里虽有不甘，却也明白：眼下这种局面，不适合再闹下去。回去时，他在口头汇报中，就把“路上不慎让犯人逃脱”简单带过，不过挨了几句骂而已。
至于朱玉和，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多年在乡间穿梭的经验，很快脱离了危险范围，成功与组织再次取得联系。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只淡淡说了一句：“如果没有那位地主，后面的很多事，怕是都干不成。”
值得一提的是，郭良知“后台硬”的说法，并不全是虚张声势。他哥哥确实在县城任职，虽非一言九鼎的大员，却算是能说得上话的人物；堂侄之所以当乡长，也和郭家在地方几十年的积累分不开。他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敢在危险关头，冒着自保基础被动摇的风险，伸出手去。
有人或许会问：他这么做，算不算“骑墙”？
从情感角度看，他明知对方身份，却仍愿意出手相救，这里面有明确倾向。从身份角度看，他依旧是地主，依旧要面对后续可能到来的阶级斗争与政策变化。这种矛盾，恰恰是那个时代里一些“另类地主”身上真实存在的状态。
后来的岁月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铺开，阶级划分、减租退押、分田分地，到了实打实的阶段。作为地主，郭良知自然也在清算之列，土地要被分出，家产要被登记。他没有特殊“豁免权”。
不过，在群众评议时，不少老农主动提起他减租、赈济、替人说情的旧事，提到那句“不能做昧良心的事”。有人还含蓄地说：“他当年救过人，这人不是坏到骨子里的。”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从宽处理。日子远不及从前富足，却没有被视为“典型恶霸”那样严厉对待，最终在乡间平平淡淡地过完了后半生。
有老乡晚年提起他，语气很平静：“这人，有毛病，也有良心。”
对那代人来说，这八个字，已经是颇高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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