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天，我们村西头的打谷场上垒起了三口大灶。那灶台真大啊，大得能把我六岁的小弟整个儿放进去煮。村长敲着破锣喊：“吃食堂喽！共产主义到喽！”我娘把那口祖传的铁锅从灶上揭下来，咣当一声扔进收铁堆里——要炼钢。锅底积着多年的油垢，在太阳下发着乌光，像一只哭干了的眼睛。
“放开肚皮吃”的头三个月，是真饱啊。
白面馒头管够，稀饭里米粒稠得插筷子不倒。王瘸子一顿吃了十二个馍，撑得躺在打谷场上直哼哼，脸上却笑着：“值了，这辈子值了。”炊事员李老栓站在灶台前，腰板挺得直直的，手里大铁勺舞得生风。他总喊：“再来再来！锅里还有！”蒸汽罩着他红扑扑的脸，像个活菩萨。
可菩萨脸上的红光，是灶火映的。
第二年开春，大铁勺开始抖了。
粥渐渐稀了，能照见人影。馒头变成了窝头，窝头又变成了菜团子。李老栓的铁勺越舀越浅——他得算着，算到月底仓库里那点粮食。人们还是排着队，但队伍安静了，只听见肚子叫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娘开始把分到的菜团子掰成两半，一半给我和弟弟，一半藏进怀里。“晚上吃。”她说。可晚上她也只吃半块，把另外半块又掰开。菜团子在她手里越变越小，最后碎成渣子，她用舌头舔进嘴里。
最让我记得的是王小满。
小满八岁，眼睛大得吓人。他总排两次队——先领自己的，再冒充他病得起不来的妹妹。李老栓发现了，铁勺在半空停了很久。蒸汽里，我看见他眼角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掉进锅里。最后他舀了满满一勺，倒进小满的瓦罐里。
那勺稀汤里，米粒数得清。
后来，连稀汤也要数着分了。
队长发明了“按劳分餐”，劳力多分半勺，老人孩子减半。我爷爷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每天我端回那半碗能照见人影的稀汤，他都推给我：“我不饿，你喝。”
他的手像枯树枝，轻轻搭在我手上。有一天他小声说：“孙啊，给我说说外头，树发芽了吗？”
我说发了，柳树绿了。
他笑了，眼睛看着屋顶，说：“真好。”
那天晚上，他再没醒来。身子轻得像个孩子。
食堂最后的日子里，李老栓疯了似的在空粮仓里扒拉。
指甲抠进地板缝，抠出血来，想找出可能漏掉的几粒米。什么也没有。灶火灭了，大铁锅倒扣着，锅底朝天，像个巨大的问号。
人们开始“出门找食”。我爹去了三十里外的山里，回来时口袋里装着半把橡子面。他一路走一路吃野草，脸肿得发亮。他把橡子面兑水煮成糊，第一口喂给已经说不出话的奶奶。
奶奶咽下去了，眼泪顺着深陷的眼窝流下来。她指指我爹，又指指我们，嘴唇动了动。我爹把耳朵凑过去，然后突然抱住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像头受伤的野兽。
1961年春天，食堂的牌子终于摘了。
人们领回了自家的小锅——如果还在的话。我家那口祖传铁锅早成了不知哪块钢锭，娘从废墟里扒拉出个破瓦罐，架在石头上煮野菜。
野菜是苦的，但吃下去，肚子真会饱。
李老栓没来领锅。他坐在废弃的灶台前，一动不动。有人看见他半夜摸着那口大铁锅，一遍遍地说：“我对不住……对不住啊……”
他的铁勺锈在了锅边，再也取不下来。
很多年后，我回到村里。
打谷场还在，只是变成了晒玉米的地方。年轻人不知道这里曾有过三口大灶，不知道蒸汽里曾经飘着短暂的饱足和漫长的饥饿。
只有村头的老槐树下，几个晒太阳的老人偶尔会说起：“那年啊……”
说到一半就不说了，眯着眼睛看远处。阳光很好，照得人暖洋洋的。
他们的皱纹很深，像极了那口大铁锅锅底裂开的纹路。
我曾问一个老人：“还记得食堂的味道吗？”
他沉默了很久，说：“记得。头三个月是白面的香，后来是野菜的苦，最后……”他顿了顿，“最后是铁勺刮锅底的刺啦声。那声音，刮在心上。”
我忽然明白，有些痛之所以窒息，不是因为它过去了，而是因为它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像骨骼里的钙质，像血液里的铁。那些空了的粮仓、锈了的铁勺、永远停留在童年体重秤上的生命，它们没有消失。
它们只是沉下去了，沉到一个民族记忆的最深处，在每一个丰年里悄悄提醒：
饥饿有一万张脸，但饱足，只有一副面孔。
而那副面孔，需要多少代的珍惜，才能不再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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