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冬天，直隶河间城外一带格外热闹。天寒地冻，村头却整日炊烟不绝，连平日里最穷的佃户、乞丐，都端着大碗、拎着酒壶来回穿梭。有人一边往自家怀里塞馒头，一边笑着跟同伴低声嘀咕：“这回可真是赶上大年了。”可这并不是过年，而是一场丧事——大太监李莲英为母亲办的葬礼。
对于当地百姓来说，那三十多天几乎像是做梦：管吃、管喝、管住，还能随手往家里带东西，“拿多少不问缘由”。而这场排场惊人的白事背后，牵扯出的却是晚清权力场的另一面。
有意思的是，若把镜头往前推几十年，李莲英刚净身入宫时，只是众多小太监里不显眼的一员。等到他给母亲办丧，却能让直隶总督派兵维持秩序，让河间一城仿佛集体“过节”，这中间的落差，本身就是晚清政治秩序的一幅生动画面。
一、从噩耗入宫：一场“请假”演出的幕后
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一九零六年，北方的冬天来得格外早。那时的李莲英，已经是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任长春宫总管太监，按清制戴二品花翎，总管内廷许多要紧事务，权势不可小觑。
这一年冬天，他在宫中忽然接到老家传来的消息：生母曹氏病故。
消息送到时，李莲英并没有立刻表现出什么。该伺候的茶水，照样奉上；该“听戏”时，也仍旧笑容周全。直到慈禧太后察觉到他神色有异，随口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家中出了什么事？”这才算是将话题正式引出来。
李莲英当天就跪下，悲声回禀，说自己六七岁进宫净身，本想着挣点银子回去孝顺父母，如今还没报恩，母亲就先走一步。他又说，按理该回乡尽孝送终，可又担心一离开，太后身边少了惯用的奴才，伺候不周全。
这一番话绕得巧妙。既显孝顺，又摆出对主子的“舍不得”；既不主动提请假，又把难处说得明明白白。慈禧太后听了，自然会觉得这奴才忠孝兼备，越发顺心。
果然，她不仅准了他的告假，还当场开口赏赐：“给你银子四十八万两，好好治丧。若是不够，就去找直隶总督再要。”这句话，等于是给直隶地方官也下了个明白的暗示：这场丧事，是“老佛爷点头过的”。
有了这一层背景，河间那场轰动一方的葬礼，就有了坚实的权力支撑。
二、河间“过节”：三十五天流水席与十里素幡
李莲英老家在直隶河间府，那里土地贫瘠，百姓多靠佃种或手艺糊口。正因为穷，在清代后期，这一带成了净身入宫的太监主要来源地之一。
李莲英这次回乡，专门把丧事安排交给自家兄弟去操持，只提了几条“原则”：不要抠门，丧礼要体面；花钱不是问题；但绝不能越过平民应有的礼制。至于细节，他只说一句：“老佛爷给了恩典，这场面要撑得住。”
家里人得了这话，心里自然有了底。风声一放出去，附近的乡绅、里正、大户都被请来商量。有人迅速从书房里翻出《丧仪大全》《殡仪全书》之类的书，像列清单一样，把棺椁规格、乐队班底、纸扎数量、祭祀礼程一条条写下；越写越多，越写越“讲究”。
可光纸上列条目还不踏实。怕达不到“二爷”的意思，李家特地选了四个见过些世面的乡绅，进京见李莲英，当面请示。李莲英看过清单后，心里基本满意，但又补了几句要害话，尤其几条非常关键。
一是声势要大。仪式一定要隆重，鼓乐、幡幢、法事一个不能少。有钱就花，银子不够可以再报。
二是戏班不能寒碜。李母生前爱听戏，必须请两台大戏：一台河北梆子在当地请，一台京班子从京城带人马下来。
三是丧礼规矩要按京里的样式办，棺木、灵幡、祭器、孝服都从北京找行家做，不能用随便糊弄的小作坊货。
四是饮食招待不得怠慢。凡是来吊唁的，不分农夫、佃户、店家还是乞丐，不仅要发孝衣，还得安排吃、喝、住。附近几个村庄三十多天最好都“别动锅灶”。
五是一条看似压制、实则保命的要求：排场可以大，吃喝可以足，但一切规格必须压在平民等级之内，不能沾“王府、郡王”那一档的礼制，否则便是“逾制”，容易惹出祸患。
这一条，等同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又处处拿捏分寸的丧事，就从直隶河间的乡野间铺开了。
丧事开始后，李母的灵柩并没有直接下葬，而是先停放在河间附近的护国寺。按规矩，这里要先做一段时间的佛事。袁世凯当时正任直隶总督，接到上意后，马上调兵维持秩序，让兵丁在寺外站岗，把香火场子看得一丝不乱，还请喇嘛、高僧前来念经，阵仗颇大。
而对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却是那三十五天不间断的流水席。
当地原本就有“十三碗”的宴席习惯。一般人家办红白事，丰厚一点的也不过十三碗——九大四小，几样肉菜打底，再铺上素菜、汤羹。李家这次就照着这个规格，往上又加了一层。
席棚搭得漫山遍野，一天三顿开席。按当地老人回忆，人少的时候一百多桌，人多的时候能开到两百多桌，一桌八人，如此轮番上桌，光是厨子，就用了上百人。
做荤菜的“红案”，据说足足雇了两百来个厨子；做面点的“白案”，干脆外包给周围三个村子，男人女人一起上阵，专门蒸馒头、和面、擀皮子。
猪肉更是花销的大头。一位当年的小孩，后来提到这段经历时仍记得特别清楚：李家在村头挖了一个特大土坑，专门关猪。最初是本县的猪天天拉来杀，到后来，本县猪不够用了，每天都有四五辆大车，专门去附近县买猪往回赶。
等出殡那天，老家的一个亲戚打趣说：“你们家这一回，把半个府城的猪都杀了。”
流水席上，不仅饭菜齐全，酒水也极足。有个跟着舅舅去帮工的孩子，事后回忆，丧礼完了，舅舅家光是那几天“顺手”带回来的白酒，就装了满满一大缸。主家对这些一概不问，也不盘点。
乡下人胆子小，刚开始还怕“拿多了丢脸”；可看着旁人一包就一大布袋，一走就是几壶酒，久而久之也放开了手脚，尤其是一穷二白的佃户，甚至有人家连烧柴都省了，三十多天全靠流水席“供养”。
这还只是吃喝一头。
等到了正式出殡那天，整个河间城外围，几乎都变成一条长长的送葬大道。主路提前扫净，又用清水冲刷了一遍，再铺上一层干净黄土。路旁树木挂着白幡，靠近墓地的地方，还扎起一连几道素牌坊，纸扎匠人做的马车、房屋、轿子、小厮、牲畜，一溜排开，远远望去，像一座纸做的小城。
纸扎工匠多来自京津和河北各地，提前三个月就被雇来。有人说，光纸屋纸马就做了不知多少套，纸人则按“家丁”“丫头”“长随”“帐房”等分门别类，排场极为讲究。
出殡那天，一切照当地旧俗进行。先是“送路”，由纸扎的钱人坐在椅子上，前头是纸车纸轿，后头是披麻戴孝的孝子贤孙，再后边是乐队，鼓乐哀响，沿路洒纸钱，引魂入土。棺木缓缓前行，到了墓地，择时下葬，封土之后，当场栽樹、立碑、砌围墙，前后竟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完全完工。
等这一切办妥，李莲英并没有急匆匆离开。他让兄弟们安排好善后事，再由家中老四李升泰陪着，去附近村子一家家串门。每到一家，乡亲们都恭敬地叫他“二爷”，有人半玩笑半感慨地说：“您这一回花的钱，可真是没边没沿了。”李莲英听了，脸上笑意掩不住。
看到各家厨房里还有成堆的馒头干粮，屋角里还立着几坛酒，他当场表扬：“你们办得好，我心里痛快。”一场葬礼办下来，李家在当地的脸面，几乎压倒了所有乡绅大户。
三、贫家子进宫：从“会梳头的小太监”到二品花翎
如果把时间再拨回更早一点，这场热热闹闹的葬礼，就显得格外讽刺了。因为李莲英出身的老宅，原本穷得很。
他本名不叫“莲英”，而叫李进喜，是家里排行老二。父亲是个皮匠，靠做皮活、修鞋勉强养家。家里兄弟多，田地少，一个“穷”字，贯穿少年时代。
在那个年代，很多贫民家庭会把儿子送进宫当太监，图个“吃不愁”，再往远一点说，就是赌一把看能不能混出头。当太监代价极大，而且一般来说，那条路并不算光鲜。清初几代皇帝，为防止“宦官乱政”，把太监的权力死死压住——顺治帝下禁令刻铁牌，雍正规定太监最高官阶不得过四品，乾隆更是对“越权”太监严惩不贷。
在这样的制度下，太监多半只是端茶倒水、传话跑腿的下人，想借此权倾朝野几乎没门。真正能伸出头来的，主要是晚清这段政局渐趋败坏的时期。
那时慈禧太后长期垂帘听政，身在后宫，却必须插手前朝军国大事，自然离不开少数亲信太监充当耳目与心腹。安德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这个“安小子”，早年在辛酉政变中跑前跑后，帮慈禧和恭亲王搞掉肃顺等人，立下不小功劳。慈禧对他极为宠信，他也借势在各地耀武扬威。只可惜太张扬，最后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先斩后奏”，人头落地。
李进喜刚入宫时，安德海正得势。按宫里的规矩，新进小太监从最粗笨的活开始干：扫地、端盆、打杂，在偏殿或“闼闼房”里跑腿，既见不到皇帝，也挨不到太后跟前。
但这个河间来的小子，从一开始便显得手脚灵活，眼里有活，心思也细。他知道，想要往上爬，仅靠嘴勤腿快还不够，得有一点别人替代不了的本事。
机会来自一件看似不大的事。
那时候，从上海传入京城一种新式发髻，俗称“洋派盘头”，有些达官贵妇去戏园子或照相馆，都爱梳。慈禧太后耳目灵通，也听说了，便想尝尝“新鲜”。可惜内务府的梳头房，从上到下全是守旧手艺，谁也梳不出太后心里想要的那个样子。
一连几次不如意，慈禧心里颇烦。宫人都知道她爱美、讲究，梳不好头发，伺候人动辄就挨骂。可这一整宫里，还真没人能立刻变出一个手艺人来。
小太监们在“闼闼房”里议论此事时，李进喜默默记在心里。他没去找官员帮忙，也没去求老手艺人，而是悄悄在休沐时溜到京城的妓院和票友云集的场所，观察那些“风头最盛”的头式。青楼女子爱赶时髦，手艺人也不吝招揽生意，这反倒成了最好的练手地方。
他一边学一边练，甚至请几个熟识的同乡太监帮忙找人当“模特”，反复试了好几种变化。练到差不多了，他才找了资格稍老的同乡沈兰玉，说了这件事。
沈兰玉也不是糊涂人，一看这是个讨好太后的机会，就在某次伺候时找了个合适的空当，轻声说起：“宫里有个新进小太监，梳头手艺挺巧，敢不敢叫来试一试？”
慈禧招见李进喜的时候，他难免紧张，可手上却不敢出一点差错。头一梳成，太后照着铜镜看了半天，忍不住露出笑意。这一笑，等于给李进喜打开了一扇门。
从那以后，慈禧日常梳头，几乎都点名要他。梳头久了，说话也就多了几句。点菜、看戏、赏玩、修葺宫殿，很多琐碎事也开始交给他去办。慈禧觉得他顺手，干脆赐了个“莲英”的名字，意思是“如莲一样出众”。从此，李进喜这两个字，就被宫里渐渐忘记了。
靠梳头当然成不了真正的权势人物。李莲英所谓的本事，更在于刻意琢磨主子的喜怒好恶，伺候得极有分寸。
有人传说，宫里尊称慈禧为“老佛爷”，第一个这么叫的，就是李莲英。他开口一叫，不是硬生生奉承，而是借“护国”“护佑”之意，让太后听着顺耳又自觉尊贵。太后后来记住了这种叫法，别人再照着叫，“规矩”就算定下来。
类似的小心思还有不少。慈禧做寿时要放生鸟雀，有些鸟迟迟不肯飞，他就顺势解释成“舍不得老佛爷福气”；太后写字偶尔写错了，他不敢直说“错”，而是变着法子说“这写法更显得有气势”，让主子下得来台阶。这样的细致奉承，久而久之也成了习惯。
安德海被丁宝桢斩于山东后，慈禧虽然心里不痛快，却也不能不顾朝廷颜面替一个太监翻案。等风声慢慢过去，她身边又必须有人顶替这个“近侍心腹”的位置。李莲英就顺势补了上来。
到了光绪朝，他的地位已稳稳压住其他太监。慈禧更破例赐他二品顶戴花翎，这在清朝太监中是绝无仅有的。雍正当年规定太监品阶最高不超过四品，如今慈禧一口气将他提到二品，说白了，就是不再受旧规约束。
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李莲英四十岁做寿。慈禧特意赏出朝服、蟒缎、玉器等贵重物件，还让人递话要各王公大臣“去走一走”。那一天，王府的轿子，军机大臣的座架，都不羞于停在一个太监门前贺寿。寿礼堆积如山，银子、字画、田契、山场，什么都有。
河间那场葬母葬礼，所花费的银子和动员的力量，说到底，正是这一连串宠信堆积出的结果。
四、太监中的“不倒翁”：谨慎做人，才能善终
在晚清宫廷，受宠的太监并不只有李莲英。除了前头说过的安德海，还有地位仅次他的崔玉贵，都是一时风头很盛的人物。
不同的是，很多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有李莲英，从同治朝一路捱到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光绪先后去世，还安然脱身。这种“头上顶雷却不被劈”的本事，不能不说和他的处世方式有关。
他嘴上常自称“事上以敬，事下以宽”。上面的人一律恭敬伺候，该跪就跪，该称“奴才”绝不敢少；下面的人，只要不犯大错，大多能容得下。他对同僚太监、做粗活的小差役，偶尔也会扔点小赏，起码留个口碑。
这种姿态，有人说是“装出来的”，其实装也要有本事。安德海当年仗着宠信，在外洋洋得意，穿黄马褂、坐大轿，和巡抚丁宝桢硬碰硬，终究惹火烧身。李莲英显然吸取了教训：该捞的好处一分不少，面上却永远一副低眉顺眼的姿态。
八国联军兵临京师那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慈禧慌忙西狩，带着光绪帝和一大群宫人从北京一路往西逃。路上艰苦，吃穿住行都远不如在宫里讲究，许多内务活落在李莲英身上。看似只是“弄点饭菜、收拾铺盖”这种琐事，但在那种惊慌失措的局面下，谁能把事做得稳妥，谁对太后的分量就更重。
那时候，慈禧和光绪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表面上是太后掌大权，皇帝名存实亡。可在跑路途中，光绪毕竟是“正经的皇帝”，身份摆在那里，生活上也必须照顾。
据一些回忆记载，光绪因为准备不及，走时穿得单薄，在寒风中冻得打颤。李莲英看在眼里，悄悄脱下自己的外衣递过去，说了一句：“请皇上恕罪，奴才这身衣裳虽旧，总比挨冻强些。”光绪愣了一下，还是接过穿上了。
还有一次，他发现光绪睡觉的铺盖太寒，一怒之下跪在慈禧面前，说罪魁祸首是自己没有安排好，愿意受责罚，顺势把自己的被褥送过去。慈禧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这层顾虑，嘴上却没说什么。
光绪后来回想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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