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亳州市曹操宗族墓群出土的一块东汉墓砖上，刻有与日本相关的早期文字记载，
而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篆字的金印悄然出土。
这是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国使者赴东汉朝贡后光武帝刘秀所赐。
近两千年后，2012年，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华盛顿抛出“购岛”言论，引爆中日钓鱼岛争端。
从奴国到钓鱼岛，从金印到“购岛”，
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中日冲突与和平交替出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相爱相杀”的相处模式。
倭国与汉唐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中国的稻作农耕技术、青铜器和铁器陆续传入日本列岛，推动了日本从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的飞跃。
这一时期，日本列岛上的部落国家开始向中国朝贡，寻求册封。
《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这是中国正史中对日本的最早记载。
当时日本列岛有百余个小国，定期向汉朝朝贡。
公元438年，倭王珍派遣使节到中国，觐见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不仅请求封自己为倭王，还希望中国皇帝赋予他管辖朝鲜半岛南部5个小国的权力。
这一事件清晰表明，早期日本统治者不仅追求中国的政治认可，还希望借助中国的权威扩大自身影响力。
隋朝时期，公元607年，日本使者递交给隋炀帝的国书写着：“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
这是日本第一次试图与中国平起平坐。
隋炀帝的回复更为霸气：“皇帝告倭王...”
明确表明了双方的地位差异。
公元663年，朝鲜半岛上，日本支援百济，与唐朝和新罗联军在白村江（今韩国锦江）展开激战。
《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白村江战役是中日第一次直接军事对抗，以日军惨败告终。
战败后的日本深恐唐朝进攻本土，花费巨资构建防线，并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
正是这次失败，让日本认识到唐朝的强大，从此开始全方位学习唐朝文化。
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和规模远超战前，第7次至第10次遣唐使团规模达到四船、五六百人，是战前的两三倍。
宋元明清
宋朝时期，中日关系以和平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主。
日本借鉴宋朝的书院教育，文学艺术得到发展。
苏轼、陆游等宋代文人的作品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曾指出：“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很好地融汇成自己的审美传统。”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也认为，平安时代最大的贡献是利用汉字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
元朝时期，忽必烈两次试图征服日本，均告失败。
1274年和1281年，元军两次远征日本，都遭遇台风袭击而损失惨重。
特别是第二次远征，据《元史》等史料记载，元军出动军队十余万人，战船数千艘，但因遭遇台风等原因损失惨重。
明朝时期，1592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派15万大军侵略朝鲜，并公然宣称：“此次战争就是针对明朝”，甚至妄言两年内即可迁都北京。
明朝万历皇帝（明神宗）派兵援助朝鲜，经过苦战，最终击溃日军。
每当日本实力有所增强，它就会试图挑战中国。
而每次失败后，又会转向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日本历史学者称这一现象为“冲突-学习-进步”的循环模式。
近代的逆转
19世纪中期，中日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脱亚入欧”，而中国则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清朝。
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给日本。
1905年，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并在战后一度占领中国的旅顺、大连。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指出：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大多数日本人都变得浮躁和膨胀。”
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完全体现了日本“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民族秉性。
当中国衰落时，日本不再视中国为学习对象，而是试图取代中国在东亚的地位。
战后关系
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
在两国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日关系逐步由民间交往上升为半官方关系。
1954年10月和1955年1月，周恩来总理两次会见日本客人时表示：“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年来是和平共处的。”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8年，邓小平访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表示“为学习日本经验而来”。
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双方一致同意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文件。
可历史问题始终是中日关系中的敏感点。
2013年，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新德里声称：“在过去1500多年中，与中国的关系未曾有过极其圆满的历史。”
这种言论反映了日本部分政客的历史观。
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驳斥道：
“除了元朝中国的蒙古族上层试图入侵日本但失败而归之外，中日之间发生的战争大都是日本对中国及朝鲜半岛的侵略扩张造成的。”
历史规律
回顾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始终处于中日关系的主导地位。
唐朝和明朝时期的军事冲突，均以中国的胜利告终。
而19世纪后期，随着中日力量对比逆转，日本开始侵略中国。
当中国强大时，日本学习中国。当西方强大时，日本转向学习西方。
如今，面对中国的再次崛起，日本需要调整心态，适应新的地区格局。
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如何应对中国的发展。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
“对中国来说，仅仅先进，不足以使日本追随你。仅仅强大，也不足以使日本服膺，只有既先进又强大，让日本对你既服气又服输，中日关系才能太平，才能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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