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平是民国时期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却因一件事永远钉在了历史的争议榜上。
他的父亲本身就是律师，一辈子活得正直，江一平从小跟着父亲学法律，后来成了上海律师界的翘楚，办过不少知名案件，声望一直不错。可谁也没想到，抗战胜利后，他会接下一个让所有人都戳脊梁骨的案子——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
这事得从1945年日本投降说起。冈村宁次作为日军在中国的最高指挥官，手上沾满了中国百姓的鲜血，抗战期间制造了无数惨案，是亿万国人恨之入骨的战犯。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本来要把他引渡到日本受审，可蒋介石却想留着他，打算利用他的军事经验来对付共产党，就找借口说他身患疾病，把他留在了中国。1948年3月，冈村宁次被安排到上海一所隐秘的宅院疗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便衣军警对其进行专门保护，淞沪警备司令部予以配合，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同年7月，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终于向冈村宁次发出传票，要他接受预审。他被带至上海国防部军事法庭接受预审，这预审说白了就是走个过场，冈村宁次单独住一间房，享受着特殊优待，根本不像个待审的战犯。8月23日，公审正式开庭，冈村宁次在法庭上百般狡辩，把自己的战争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而更让旁听者愤怒的是，作为国防部指派的主辩律师，江一平牵头组成辩护团（另两位律师为张仁蠡、杨鹏），他没有追究冈村宁次的罪行，反而在法庭上为他歌功颂德，直言建议法庭判他无罪。
江一平接下这个案子时，身边所有人都反对。他的父亲得知消息后，气得直接卧床不起，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对得起死去的同胞吗？”老爷子性子刚烈，没多久就登报声明和他断绝父子关系，最后因为气愤过度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妻子虞澹涵也态度坚决，跟他说：“你敢接这个案子，咱们就离婚，我不能跟一个帮汉奸说话的人生活在一起。”后来，妻子真的带着家里的资源离开了他，从此再无往来。亲戚朋友也都躲着他，以前门庭若市的江家，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民族败类。
可江一平还是硬着头皮把辩护进行到底。其实当时的审判结果早就定好了，何应钦、汤恩伯这些国民党高官一直力主给冈村宁次判无罪，汤恩伯还专门跑去见蒋介石，说冈村宁次在停战后“有功”，从反共的角度出发也该免罪。蒋介石心里早就默许了，只是怕舆论和国际影响，一直拖着没宣判。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丢了东北，淮海、平津战役又打得一塌糊涂，蒋介石自顾不暇，更坚定了要放冈村宁次的想法。他不顾蒋经国等人的反对，通过国民政府参军处下手令给国防部，要求通知审判长石美瑜判冈村宁次无罪。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可实权还在蒋介石手里。当月26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正式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就这么堂而皇之地逃过了法律的制裁。1949年1月30日，即宣判后第4天，国民党用专机将冈村宁次秘密送回了日本。他一直记着江一平的“恩情”，1961年专门去台北拜访江一平，当面表示感谢。
而江一平呢，虽然帮冈村宁次打赢了官司，却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律师”。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也跟着去了台北，本以为自己立了“功”，能得到重用，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蒋氏集团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他就是个用完即弃的棋子，失去了利用价值，连残羹冷炙都分不到。更让他绝望的是，他想恢复律师执业，却因为“为冈村宁次辩护”的履历遭到台湾司法界排斥，始终没能重操旧业。以前在上海的声望、人脉全没了，到了台湾，他没了稳定收入来源，只能窝在台北康定路一间租来的小屋里，靠写文章赚点稿费和残存的积蓄过日子。
晚年的江一平变得越来越孤僻，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生病了没人照顾，心情不好也没人倾诉。他曾经试图联系过去的熟人，可人家一想到他为冈村宁次辩护的事，就都避之不及。1966年，冈村宁次在东京病死，这个他拼着众叛亲离也要保护的战犯，到死也没真正帮过他一把。五年后，1971年，73岁的江一平在台北租来的寓所病逝，身边没有亲人照料，晚景十分凄凉。没有吊唁的人，没有花圈，曾经名震上海滩的大律师，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
有人说，江一平是被国民党逼得接下这个案子，身不由己；也有人说，他就是为了名利，不惜出卖民族大义。可不管真相是什么，他为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是事实，晚年家破人亡、孤独终老也是事实。抗战胜利后，多少家庭等着战犯伏法来告慰死去的亲人，江一平的辩护，无疑给无数国人的心上插了一刀。
作为律师，恪守职业操守是本分，可职业操守之上，更该有民族大义和做人的底线。江一平或许觉得自己是在履行律师的职责，可他忘了，那些死在日军屠刀下的同胞，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的痛苦和冤屈，又该找谁来辩护？他用一辈子的声誉和亲情，换来了一场遭人唾弃的辩护，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到底是可悲，还是咎由自取？这个问题，恐怕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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