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的一天傍晚，夕阳刚越过北京西郊的山头，半空还飘着暑气余温。毛主席结束了在郊区某处密会的日程，车队正要返城。车厢里静悄悄，却挡不住饥肠辘辘的提醒。路边连片杨树林掠过车窗，树影晃动间，秘书高智突然想起不远处有一家味道纯正的陕北小饭馆，便轻声提议顺路填肚子。同行的两位卫士连连点头，司机也乐得在旧京郊外歇口气，一行人于是拐进了土路，车灯在沙土上扫出一道白光。
店面看着不起眼，一溜青砖黑瓦，两盏昏黄灯泡吊在门口，玻璃窗上写着“羊肉泡馍”四个大字。老板娘端着水壶站在门口迎客，并未察觉到走进来的正是领袖本人。为了尽量低调，毛主席让大家分散入座，最终还是被老板塞进最僻静的包间。门一合，外头的喧闹顿时隔绝，只余木桌上的油灯微跳。
羊肉泡馍在陕北百姓心里算硬菜，要吃得爽就得自己掰馍。主席端着厚瓷碗，低头“咔嚓咔嚓”掰得极细，动作利索，显然是老手。浓汤上桌后热气扑面，香味搅得人口水止不住。高智顾不上形象，头两口下去就连声赞叹。毛主席却慢条斯理，每掰一块馍都细看一眼，说那是延安窑洞里留下的老习惯。随即翻起当年在陕北艰苦岁月的旧事，话音不大，却句句有滋味。三碗汤、一盘凉菜、一壶老陈醋，不到半小时便一扫而空。
吃饱抹嘴，该付账了。高智站起来摸口袋，先是掏出一支自来水笔，再掏出会议简报，却翻不出成色硬币。另一名卫士也翻找半天，只揪出几张折皱饭票和一角纸币。羊肉泡馍在1955年的北京并不算便宜，四个人的饭钱被老板娘算了个实价——六块三毛。放在那年月，一名普通工人得忙活大半个月才能攒下。两名卫士面面相觑，高智额头出了汗。包间里沉默三秒，随即传来一句轻松的话：“我可没带钱。”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紧张气氛顿时化开。
钱总得付。高智只好硬着头皮走到柜台，说明来意，请求稍后补交。老板娘这才发现来头不小，手忙脚乱摆手说什么也不要收。她说，“能让主席吃顿家常饭，是八辈子的福气。”话音落下，毛主席摇头示意，坚持不能让群众吃亏。既然一时凑不齐，便让高智留下地址，承诺第二天一早带现金上门。老板娘拗不过，只能应允。
翌日清晨，北京城的雾气还未散尽，高智便带着足足十块现洋，再次驱车来到小饭馆。为了不给人添麻烦，硬是把账钱、零头以及几封嘉奖信全数递到老板娘手里。老板娘推辞不过，哽咽着收下，同时许诺若再有领袖光顾，绝不多收一分。附近街坊很快得知主席付账的事，议论最多的一句是“咱当家的心里有杆秤”。
羊肉泡馍六块三的插曲，看似轻描淡写，背后却透露出好几个细节。其一，1955年的干部工资已分十二级，当年部级领导月薪三百多元，但中央严格限制公款吃喝。外出调研不批用款，秘书便不敢携带大额现金，这是“抓作风”的早期体现。其二，当时北京的社会物价呈缓慢上升趋势，猪肉每斤三角多，羊肉更贵，普通人家一年也吃不上几回。六块三在今日似五十元，但在1955年绝不算小数。其三，主席长期保持不带钱包的习惯，他自己曾说“别把领袖同公家混在一起”，对待钱物极其谨慎。同行人员若忘了带钱，就只能自掏腰包或事后找财务报销。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小事在中央警卫局内部还被当作案例讲评。会上把“外出用餐提前估算费用、随行携带现金”列入了日常纪律，目的是避免再次出现“临时借账”尴尬。会后，警卫人员每次随车必带一个帆布挎包，里面放十元零钱、一包京肝糖、一只医用绷带，后来被戏称为“三件宝”。
从群众角度看，他们接触领袖的机会极少，而领袖是否掏钱，恰能折射出与民同甘的态度。羊肉泡馍之所以在陕北红区成为集体记忆，其中一半靠味道，另一半靠吃泡馍时那股不分彼此的亲近感。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几乎天天如此，和战士、放羊娃、纺线的妇女同桌，用一张破搪瓷盆盛汤分食，在窑洞里席地而坐。后来身居高位，仍然保持这个习惯，说明吃饭行动并非“秀”，而是真性情所至。
翻查档案可以发现，1953—1958年间，毛主席总计外出就餐不过六次，其中三次是随军旧地重访。每一次他都让秘书单独记账，逢人推让则以“制度如此”作答。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种极强的规则意识。卫士们事后总结出一句话：“规矩定下来，比任何口号都管用。”六块三撑不起峥嵘岁月，却能立住作风。
羊肉泡馍的香味还在包间里回荡，街坊们驶来赶去，饭馆前的土路被车辙压得锃亮。有人评价，毛主席的魅力不止在政治魄力，还在这类日常细节。一次晚饭，一个钱袋，几位干部的慌乱，最终落脚到“人民不可占便宜”这条老规矩上。历史留下的，并非豪言壮语，而是当时现场的碗筷声、灯火影，以及数到六块三毛的叮当。
那天夜里，西郊风声渐紧，车队回城的尾灯穿出黑暗，隐没在复兴门的拱梁下。故事就在此打住，没人再去追问一碗羊肉汤里的波澜，但六块三毛的账单，默默写进了1955年的北京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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