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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妮·莫里森在2002年一次讲座中提出的问题，在2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完全切题：“我们最忠于什么？家庭、语言群体、文化、国家、性别？宗教、种族？如果这些都不重要，那我们究竟是变得更世故、国际化了，还仅仅更孤独了？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决定自己属于哪里？是什么让我们确信我们属于那里？”
莫里森所写的一切，都提供了揭示角色旅程的叙事，这些角色具体而又普世，有缺陷且不完美，带着一种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对自由和冒险的渴望。或许可以说，因为她的角色几乎清一色是黑人，所以对身心自由、灵魂自由的追求成为了一贯的冒险主题。
她也是一位高超的“窗户”匠人：当你打开她的一本书，你进入的世界细节如此丰富，你能感觉到周围的分子仿佛发生了变化，就好像你刚经历了一次长途飞行，正降落在某个你从未到过的城镇或城市的停机坪上。
我得这么说。阅读莫里森可能令人生畏。她获得了诺贝尔奖、普利策奖、总统自由勋章。她过去是，未来也仍将是英语文学领域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正如《纽约时报》书评人德怀特·加纳在2019年她去世时所写：“莫里森拥有过剩的天赋，并且像她那个时代很少有其他作家那样，能驾驭语言为其所用。她的散文可以是华丽的，也可以是粗粝通俗的，或是自由奔放、古怪奇特的，常常在一页之内兼具多种风格。她将民间传说、圣经韵律、梦境、合唱般的声音以及对历史的深刻洞察融入了她的作品。在她11部小说中最优秀的那些……她将存在的基本物质转化成了深刻的艺术作品。”
托妮·莫里森作品最大的乐趣之一，在于知道你在第一次阅读时永远无法穷尽其意。在她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她有一句名言：“我们知道你永远无法恰当地做到——一劳永逸。激情永远不够，技巧也不够。但要尝试。”
表面上看，她谈论的是写作和作家。但我认为这也适用于读者，尤其是她的读者，全世界数以百万计阅读并重读她作品的人们。阅读托妮·莫里森，就是知道，从她精彩的开篇到令人震撼、让你心绪难平的最后一页，你很可能永远无法企及她的机智与智慧，但尝试本身又是多么大的乐趣！
作为有幸在她生命最后十年间采访过她几次的人，我想我可以自信地说，她希望我们所有人——知识分子和浪漫小说读者，读书会爱好者和那些追剧多于读书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去进入她的世界。在创作上，莫里森为我们摆上了一桌丰盛的文学盛宴。如果你是初次接触她的作品，或者很久没有读她的书了，这里有一些关于从何入手的想法。
如果你的耐心有限
如果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你发现疫情期间焦虑缠身的闲暇时光并不完全适合深度阅读，那么我会建议从她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开始。这篇演讲仅有薄薄的10页，可以看网上看到，它是对我们为何阅读、作家为何写作以及这为何重要的有力沉思。
从头到尾，这篇演讲都充满了华丽的、如糖纺般精致的文字，诺贝尔奖评委在决定将奖项授予莫里森时曾提到这一点，“她赋予美国现实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以生命力，小说中充满富有远见的力量和诗意的意蕴。”
正是在这次演讲中，她首次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会死。那或许是生命的意义。但我们深耕语言。那或许是我们生命的尺度。”
针对我们当下所处的时刻，以及任何仍将到来的艰难时光，她既发出了邀请，也进行了召唤，呼吁脆弱的力量来改变我们的关系和我们自身：
“为了我们和你们自己，忘记你在街上的名字；告诉我们世界在黑暗处和光明处对你意味着什么。不要告诉我们该相信什么，该害怕什么。向我们展示信仰的宽裙，以及拆解恐惧胎膜的那一针。”
她做了她比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更好的事情，赋予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以人性，将他们写得如此真实，以至于你几乎能听到他们的低语：“给我们讲讲一车奴隶的故事，他们唱得如此轻柔，他们的气息与飘落的雪难以分辨。”
我想读一本有力量但不太长的书
莫里森的首作《最蓝的眼睛》 出版于1970年，讲述了黑人女孩佩科拉·布里德洛夫的故事，她如此深刻地吸收了“白皮肤意味着特权、美丽以及——这一点很重要——保护”的观念，以至于祈求上帝将她的眼睛变成蓝色。
值得一提的是，白人角色在莫里森的小说中很少见，这样做产生的诸多效果之一，就是消除了轻易塑造反派角色的可能性。例如，在《最蓝的眼睛》中，焦点始终在佩科拉身上——她的危险、她的世界观、她的生存。
正如莫里森后来告诉《纽约时报》的：“我渴望阅读一个故事，其中种族歧视真的会造成伤害，并能摧毁你。”
但这本书本身绝非说教。这是莫里森向我们展示她对技艺的掌控程度。这部小说中没有一个字未经斟酌、选择和用爱打磨过，这种爱是真实的佩科拉·布里德洛夫所渴望的。举个例子：“修女们走过，安静得像欲望，醉汉和清醒的眼睛在希腊旅馆的大厅里歌唱。”
我想读一本杰作
《宠儿》 被认为是莫里森最重要的作品，并且理所当然。很多人是通过奥普拉制作并主演的电影改编版知道它的。小说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故事，关于玛格丽特·加纳，一位逃跑的奴隶妇女，当她意识到抓捕者即将到来时，决定杀死自己的女儿，而不是让她回到种植园生活的残酷中。加纳原本的打算是在自杀前杀死她的四个孩子。这一案件曾登上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全国性报纸。
正如丽贝卡·卡罗尔在她为加纳撰写的《被忽视的讣告》专栏中所写：“加纳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保存下来，既骇人听闻又独一无二。它提出了一个在内战前美国的白人家中和心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奴隶制是否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加纳，手持利刃，给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答案。”
莫里森后来还为一部关于加纳的备受赞誉的歌剧撰写了剧本。2010年，她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兴趣不在于奴隶制本身，而在于当你实际上被奴役时，你内心、情感上、心理上会发生什么，以及你为了超越那种处境会做些什么。而这正是玛格丽特·加纳所揭示的。”
《宠儿》展现了莫里森处于巅峰状态的才华，她在叙事中提出并回答了数十个问题：当世界最具威胁性时，为人母亲需要做什么？这个故事可能告诉我们的，关于死后生活、绝望后的爱、宽恕的治愈力以及复仇与愤怒的什么持久的价值？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意义？
正如莫里森曾告诉评论家希尔顿·阿尔斯的：“我小时候不想长大后成为作家，我想长大后成为成年人。”因此，在《宠儿》中，就像我们在《爵士乐》和《恩惠》等其他小说中将会看到的那样，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成熟的爱是什么样的。当保罗·D——与主角塞丝在同一处种植园被奴役——描述他们的关系时，他从来不需要使用“爱”这个词来表达她对他的意义：“对这个女人有太多感受了。他的头很痛。突然他想起西克索曾试图描述他对“三十英里”女士（译者注：角色需要奔赴三十英里去见的女人）的感觉。‘她收集我，伙计。我身上的碎片，她收集起来，按正确的顺序还给我。当你有一个能与你心灵相通的女人时，你知道的，这很好。’”
顺带一提，《我身上的碎片》也是那部关于莫里森的震撼纪录片的片名。
我喜欢奇迹、神话和起源故事
《所罗门之歌》 ，讲述了麦肯·“奶娃”·戴德的故事，充满了莫里森对语言和神话的热爱。故事始于他出生的那天，一位保险代理人试图从当地医院的楼顶飞走：“我将从‘慈悯’起飞，用我自己的翅膀飞走。请原谅我。我爱你们所有人。”
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中使用的语言调色板独特而广阔。正如她曾说过的：“在我自己的家庭里，有街头语言，有布道语言。你知道人们实际上会对你引用圣经。”
莫里森将这种高雅与低俗、俚语与神圣的语言混合物编织成一个追寻故事，其中的英雄寻找黄金、目标、意义和真相。
在一次关于这本书的采访中，她说：“我对那些神话和传奇非常着迷，你知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神话故事。因为我想，关于神话你能说的一件事是，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离奇，里面总有些真理。
“而我总是听到的那个，听起来就像孩子的愿望一样，是关于黑人——黑奴——来到美国，在特定情况下，他们会飞回非洲。”
她接着解释说，当然，关于有奴隶能飞的神话传说与逃亡有关。在阅读20世纪30年代收集的过去的奴隶叙述时，让她震惊的是，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神话。
有些人说听说过会飞的人。有些人声称亲眼见过。但莫里森指出，没有人告诉采访者这个问题是疯狂或闻所未闻的。飞翔和自由的神话对所有过去的奴隶来说都再熟悉不过。
贯穿《所罗门之歌》，有一个精心编织的线索，即这个关于黑人与飞翔的祖先民间传说可能是真的。
你可以在弗吉尼亚·汉密尔顿关于非裔美国人民间故事和神话的颇具影响力的文集《人们能飞》（The People Could Fly）中了解更多关于这个现象的信息。
我想读一个关于女性友谊的故事
《秀拉》讲述的是两位亲密女性朋友选择截然不同人生道路的故事。希尔顿·艾尔斯曾写道：“《秀拉》非凡力量的一部分在于，这个世界里男性并非焦点。女性声音的律动占据主导，推动着叙事发展。”
小说中有一段，秀拉回到家乡，抚养她长大的祖母说道：“好了，别让你的嘴惹出你屁股扛不住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该生几个孩子了。这能让你定下心来。”
秀拉的回答呢？“我不想创造别人。我想创造我自己。”
一个女人如何创造自己？当两位女性对生活可能呈现的面貌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时，她们如何保持友谊？在一段友谊中，你能原谅什么？当那个离经叛道、大胆无畏、或许还有点疯癫的朋友，从一种激励变成一种负累时，界限又在哪里？早在《欲望都市》这类书籍和剧集将女性情谊描绘成聪明无畏、渴望按自己规则生活的女性情感中心整整25年之前，《秀拉》就已提出：两位异性恋女性实际上可以成为彼此生命中的挚爱。
我热爱书籍，但也追求时尚
《柏油娃娃》讲述的是美丽巴黎模特雅丹与她爱上的男人——来自佛罗里达州北部的工人阶级男子“娃（Son）”他的父亲被称为“老头(Old Man)”——的故事。来自不同阶层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能否终成眷属？随着雅丹和”娃“穿梭于彼此的世界，一个问题反复浮现：对于这两个全然不同的美国黑人来说，家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个地方能让他们都感到完整？
雅丹和“娃”的对话如此轻快俏皮，只能想象莫里森在构思时是何等愉悦。
“想象一样东西。一样能融入黑暗的东西。假设这黑暗是夜晚的天空。想象里面有样东西。”
“一颗星星？”
“是的。”
“我做不到。我看不见它。”
“好吧。别试图看见它。试着成为它。你想知道成为一颗星星是什么感觉吗？做一颗星星吧。”
“电影明星？”
“不，天上的星星。保持眼睛闭着，想想成为一颗星星是什么感觉。”他挪到她身边，亲吻她的肩膀。“想象你自己在那片黑暗中，夜空中独自一人。周围空无一人。你孤身一个，就在那里闪耀。你知道星星据说会闪烁吧？我们说‘闪烁’是因为它看起来那样，但当星星感受自身时，那不是闪烁，更像是搏动。星星在搏动。一遍又一遍。就像这样。星星只是搏动、搏动、搏动，有时，当它们再也无法搏动，当它们再也承受不住时，就会从天空坠落。”
这部小说也是探索自然主义者莫里森的绝佳途径。
当她描绘自然时，她放慢了时间，带着一种令人想起诗人玛丽·奥利弗的惊叹与精确。例如：“骑士岛上的蜜蜂没有刺，也没有蜜。它们又胖又懒，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尤其是在正午。正午时分鹦鹉在睡觉，菱斑响尾蛇顺着树干向下爬向更凉爽的林下叶层。正午时分，兰花中早餐时留下的雨水是温热的。孩子们把手指伸进去，会像被烫伤一样尖叫。”
我想要一部节奏很强的历史小说
《爵士乐》是一个演变为暴力悲剧的三角恋故事。但它也是关于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区的故事。那里有兰斯顿·休斯和佐拉·尼尔·赫斯顿，有保罗·罗伯逊和约瑟芬·贝克。它光彩夺目、充满力量、满怀希望、才华横溢，随着可能性一起摇摆。
在所有书籍中，我最喜爱的段落之一就出自《爵士乐》，它是这样写的：“我为这座城市疯狂。日光像剃刀般斜切，将建筑物一分为二。在上半部分，我看到张望的面孔，很难分辨哪些是人，哪些是石匠的杰作。下面是阴影，任何倦怠的事情都在那里发生：单簧管和做爱，拳头和悲伤女人的声音。这样一座城市让我梦想高远，感觉自己置身其中。带劲。”
同样身为音乐家的获奖作家詹姆斯·麦布莱尔曾在本文中写道：“实际上，正是通过爵士乐，人们才能最好地理解莫里森在其文学旅程中所取得的想象力和技术掌控力。在我能想到的美国作家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人能比她更有效地将爵士乐融入其作品。她的作品并非仅仅充满爵士乐的锋芒。它本身就是爵士乐。她同名小说就是对这一流派的致敬。爵士乐吞噬其路径上的一切——摇滚、古典、拉丁。就像那些从比博普演进到自由爵士的伟大爵士音乐家，他们后期的作品需要用心聆听，莫里森后期的小说也几乎同样适合聆听，如同阅读。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在录音室里花费大量疲惫不堪的时间亲自录制她的有声书，而不是让演员来完成这项工作。她是乐队指挥。她谱写了音乐。她知道歌曲将去向何方。”
莫里森录制了她自己大部分的有声书，听她说出这些以及无数其他的词句，更增添了她叙事天赋这份礼物的价值。帕特·康罗伊曾说，英语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给我讲个故事”（Tell me a story）。听莫里森朗读她的小说，就像部落里最优雅、最博学的长者对你说：“来。坐我身边，让我给你讲个故事。”
在每一本书、每一页中，你都能感受到莫里森的庄重使命感，她直到39岁才出版第一部小说，又过了十多年才辞去日常工作。
她将小说艺术视为一项神圣的使命。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构建。我们在她小说的篇章中感到宾至如归，因为她的作品具有交响乐般的广度，然而，特别是有声书中，总有一种迷人的亲密感将你拉入其中。
这些书籍是美国文学重要而宏伟的作品，然而不知何故，感觉她仿佛只是在对你一个人说话、写作、歌唱。
作者：Veronica Chambers
编译：阿洛
来源：纽约时报
原标题：
The Essential Toni 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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