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4日早上七点多,扬州西北郊甘泉山脚下依旧透着料峭寒意,施工现场却因几十名社员的吆喝声而显得热火。谁也想不到,一场横跨中日两国学术界的沸腾,就在这普通冬日被一位女社员不经意地点燃。
甘泉山原是汉墓密布之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南京博物院抢救发掘时,残砖断瓦被随手堆在路旁,当地公社随后取土修路。那天中午,38岁的陶秀华弯腰捡起一块泛着暗红光泽的小方块,本以为是铜片,轻轻一掂却沉得出奇。休息间隙,她在渠水里涮去泥巴,金属光由暗转亮,四面篆字依稀可辨。她低声嘀咕:“像章子,又不是铜,又不是铁。”
丈夫陶玉林闻讯赶来,这位曾在考古队做过脚夫的汉子一眼就觉得来头不小:“赶紧送博物院,别耽搁。”消息却不胫而走,左邻右舍堵在门口,有人劝卖钱,有人劝藏好。夫妻俩干脆报警,派出所干警护送两人连夜前往南京。
第二天下午,八位专家围坐放大镜前,白炽灯下那块金灿灿的小物件终于露出真容:龟钮,平面四方,重一百二十余克,四字篆刻“廣陵王璽”。一位老先生忍不住拍案:“东汉王印,国内首次发现!”
消息传回扬州时,陶秀华还没回村,国家已奖励他们四百元现金——在当年足够一家人过个风风光光的新年。更大的波澜却在数千里外的日本学界掀起。“这枚龟钮金印出现,正好补足缺口!”东京一名东洋史教授在电话里兴奋地高声说道。
缘由得追溯到157年前的一场争论。1771年,日本农民甚兵卫在福冈志贺岛挖田时发现一枚蛇钮金印,印面刻着“汉委奴国王”五字。它被认定为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信物,但一批学者始终质疑:印文没有“印”“章”字,蛇钮又不符合内地王印惯例,是仿制还是赠印?学界各执一词,两百年难分高下。
广陵王金印的出土提供了校验尺度。南京博物院迅速将尺寸、重量、材质、铸造痕迹等数据与志贺岛金印比对:长宽仅差零点零三厘米,重量相差十四克,字体同属建武末年至永平初年的“摹印篆”。尤其台高与钮身比例几乎一致,冶炼工艺中的金银含量比值更是吻合。日本《朝日新闻》用整版报道写道:“百年难题,可谓水落石出。”
值得一提的是,印面为何呈暗红色?专家解释,汉代铸金常掺少量铜、铅调色,经地下潮气氧化,会在表面生成红褐色薄膜,看似“红印”,实为高纯度黄金。标题里“红色”两字即由此而来。
金印确认了主人——东汉广陵王刘荆。此人出生公元前1年,卒于公元70年,活到七十岁在东汉皇子中算少见长寿。可惜他一生三次谋逆:先拉拢郭况,后联络羌族叛军,最后又祭巫蛊咒兄。永平十三年,明帝刘庄削其兵权并将其迁往广陵,刘荆畏罪服毒。史书虽对他多有责难,却仍以王礼厚葬,足见骨肉情分未绝。
陶秀华拾到的金印,原应随葬于甘泉山二号墓。盗墓贼粗暴撬棺后扔在碎砖堆中,沉睡一千九百年后被修路土方翻出。试想一下,如果那天施工线再往东移几米,考古史可能就多等十年乃至更久。
很多人关心:广陵王玺如何铸造?东汉尚书台对王印规格早有明确:内王皆用龟钮纯金三两,印面方寸。工匠先以蜡刻出正模,再作泥範,浇入熔金,冷却脱範,最后精修铭文。龟钮象征长寿与守成,区别于羊钮、蛇钮的外藩诸侯。正因如此,广陵王印与志贺岛蛇钮印在钮制式上泾渭分明,却在工艺细节上高度同步,这才成为“官造”同源的重要物证。
关于“汉委奴国王”印真伪的另一疑点是“国”字列入官印范式。广陵王玺出土后,研究者发现东汉晚期地理印多加“郡”“国”字样,如建武中元元年铸成的“豫章郡府”铜印,说明汉制并非一成不变,“国”字出现并不破例。疑云再散。
广陵王金印如今静卧南京博物院精品厅,灯光映照下金芒温润。展柜旁那行介绍牌寥寥数语,却承载着三重意义:验证了东汉藩王制度实物,破解了中日交流史的悬案,也提醒后人——任何一块尘封于地下的微物,都可能改写宏大的历史叙述。
陶秀华夫妇至今仍被人们提起。后来有人问她,当初有没有后悔没把金印留下?她笑着回答:“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不懂,反正国里的东西就该回到国里去。”不难想象,当年倭奴使者从洛阳带回蛇钮金印时,或许也对手中这方闪光的小印心存敬畏。穿越沧桑,两枚金印隔海对话,带来的是跨越千年的证据,而点燃这段对话的,却是一位在工地弯腰的普通农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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