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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让记忆有了新的头衔——“AI记忆”,记忆的生产因此变得个体化、数据化和抗遗忘化。AI记忆或切断了记忆与其经验性原点之间的联系,或使铭记逻辑脱离回溯和再现,最终数据推演创造了无“源”记忆。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当“过去/回忆/怀恋”成为一个可被计算的、可被生成的物品时,记忆本身又意味着什么?

原文 :切断记忆与存在之间的纽带

作者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熊芳

图片 |网络

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到当下数字传播阶段,记忆成为倚赖技术中介的混沌之物。那些记忆需要持有的前置的真实事件,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加入,让记忆的生产变得个体化、数据化和抗遗忘化。记忆有了新的头衔:“AI记忆”。AI记忆或切断了记忆与其经验性原点之间的联系,或使铭记逻辑脱离回溯和再现,最终数据推演创造了无“源”记忆。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当“过去/回忆/怀恋”成为一个可被计算的、可被生成的物品时,记忆本身又意味着什么?

假肢记忆:媒介介入与记忆外包的序幕

在人工智能“彻底”重塑记忆形态之前,我们经历了一段由媒介和人工智能合力开启的“假肢记忆”时代。这一概念由艾莉森·兰兹伯格提出,指的是一种在个人与关于过去的叙事接口处产生的记忆形式。这意味着记忆不再纯粹由个体亲历产生,而成为可以通过电影、小说、装置、景观等文化载体生产、植入并为个体所“体验”的人造物。“假肢”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虚假/虚构/虚拟,它们并非完全来自任何传统意义上个人亲身经历的记忆,但可以延伸、补充我们与宏大历史感知的连接。影像接管了“外包”程序,在多数科幻类型电影中,记忆成为一种程序或商品,它们被编码、复制和传输,全盘迁移。银幕内外的个体将理解和感受历史的重责“外包”给影像,作为观众的主体已开始习惯将记忆的真实感建立在外部技术(影像)而非内在经验之上,于是记忆与亲历性之间的必然联系开始松动,主体开始让出对记忆建构过程的完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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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假肢记忆仍然依赖人为建构,当“外包”程序启动,它便有机会迈向AI记忆。影像承接了打包的活动,假肢记忆所指向的内容/文本/事件是“已发生”的,或可说它的本体有强烈的真实性。技术的功能是无限逼近、模拟或再现那个被假定为真实存在的“过去”。这种对“已发生”原则的恪守构成了“假肢记忆”的伦理边界,也成为它与此后形变为“AI记忆”之间最明确的区隔。

AI记忆:生成性重写与身份消解

安德鲁·霍斯金斯说:“人工智能所引发的记忆是生成的,而非检索的。其结果是创造了一种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全新过去。”“假肢记忆”通过将记忆体验外包给媒介技术,动摇了记忆与具身感受的内在绑定,在形变后生成的AI记忆则预示着这一外包的持续。AI记忆承载的对象不再是“回忆”这一过程,而是记忆的起源本身,即AI记忆不再需要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前置事件作为记忆的出发点,它不再是“再现”,而是“呈现”。AI记忆的生成标志着记忆与媒介技术关系的彻底改写:“假肢记忆”虽依赖技术,却仍以真实经验为参照系,而AI记忆则无需倚靠前置情境即可呈现生成式的记忆图景。但AI记忆并非简单取代假肢记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劫持”或“滥用”了假肢记忆机制。假肢记忆让我们习惯“非亲历”,而这种依赖正是AI记忆得以无“源”生成的文化前提。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记忆被技术接管,记忆与遗忘的孪生关系被撕裂,记忆不得不在“永恒存在”与“瞬间消逝”中剧烈摆荡。一方面AI记忆的数据属性使遗忘变得不再可能,热播的英国迷你剧《黑镜》(2011)系列中有一集为《你的全部历史》,故事讲述了男主角利亚姆如何利用植入其脑后的“谷粒”记忆芯片来对妻子的疑似不忠展开追踪,其中AI记忆展示了永恒确凿,“谷粒”不会撒谎,不会隐藏,且随时可以回放和查阅。因此,AI记忆保证了“过去”的牢固、稳定和权威,但也将人类主体囚禁在一个无法逃离、细节被充分放大的“过去”之中。在这个由数据构成的、无所不知的全知视角下,遗忘作为一种心理修复机制的可能性也被降低。这正是AI记忆悖论的第一面:它以“完美”为名,剥夺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不完美”权利。另一方面则是AI记忆将绝对的、瞬间的遗忘权限“一键删除”安插进记忆管理系统,使记忆不再是自然消退。当记忆成为一个可被定位、管理的“文件”时,它也就变得更加容易被彻底地清除。删除行动改变记忆的权利,这是一种主体对自身历史的主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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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成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过去,人工智能打破了过去在记忆中的编码、存储及日后可检索性之间的关系。内在的、连续的记忆所塑造的叙事自我便被重构为可被算法实时改写的外部化档案。这一重构的直接后果便是个体身份消解的危机。“我”之所以在时间流逝中依然是“我”,是因为我拥有一个连贯的、属于我自己的记忆链条。然而,当AI可以将外部生成的、虚构的记忆片段无缝嫁接进这个链条当中,甚至用一个更“完美”的生成性记忆文本来覆盖原有的记忆档案时,记忆便失去了其作为个体身份的独特性,其归属权变得模糊不清。如果构成“我”的记忆,可以被外部技术随时地无痕修改、替换甚至重写,那么,所谓的“我”本身还具有任何稳定的、内在的同一性吗?源于生命历程的记忆本真性其价值正被技术所赋予的记忆可塑性所取代。

“灰色记忆”:无主体记忆的存在危机

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启的是利波尔德所批判的“数据化主体”境况,无需人类中介而由算法协议自动执行的权力形态出现。在此形态下,传统意义上内在的、自足的主体形成已变得不可能,“我们充其量只宜谈论主体化”,AI记忆正是在“主体化”层面上将原本属于内在精神活动的记忆过程外化,使其转变为一个可被技术干预的外部对象。这个外化过程继而将记忆拆解为离散的、可被任意组合的数据“零件”,悬置了传统记忆所必需的叙事连续性。记忆的合法性基础由此发生偏移:当能够为记忆真实性提供担保的人类主体缺席时,记忆与过往经验的对应关系便无从谈起。或许新的记忆形式已经破土,一种由AIGC生成的、并在所有参数上都最符合统计学概率的全新记忆形态出现,那便是以“貌似可信”取代“真实性”的“灰色记忆”。

当我们谈及传统记忆,其运作并非被动的档案检索,而应被理解为一项服务于自我建构、主动预测的活动。它遵循的是以维系主体化为目的的叙事逻辑,确保所有被回忆的经验都能与个体关于“我是谁”的核心预测相融贯,从而在实践中保持身份的稳定和连续。但AI记忆遵循数据库逻辑,它将世界还原为一个巨大的、结构化的数据集合,其中的每个记忆单元——一张图片、一段文字、一个声音片段都被原子化,成为可以被独立访问、筛选和重组的离散单位。因此,AI记忆首先消解了时间性,“过去”成为数据库版块,调用无需按序;其次消解语境,每个数据单元都与其原初的经验语境相脱离;最后它消解主体化,那个统一的、组织着叙事的“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非人格化的技术算法。姜宇辉认为,“在海量数据面前,人类蜕变为消极被动的蚂蚁”,在关于记忆的叙事网络中,人类成为一粒数据、一份文档,可以无缝复制粘贴给其他个体,记忆与个体唯一的绑定被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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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记忆中主体化的缺席必然会改变记忆的本质。无主体化、非经验性的技术所生产的记忆,它依靠的不再是真实发生,而是技术。其核心特质不在于虚假性,而在于看似可信。这一“看似”的底层机制正来源于一种全新的验证标准,即概率真实性,是智能技术通过输入海量数据后所计算并生成的、在统计学上最有可能发生的过去版本。

“灰色记忆”的出现不单是挑战单一事实的真伪,而且可用以衡量真实的整体框架。传统的记忆框架预设了一个与主体经验相关的参照系,而灰色记忆则建立在纯粹的计算性概率之上。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不具备“已发生”的具身经验,它无法回忆,只能计算,所以其计算的是庞大的训练数据中何种叙事组合和视觉呈现能提供最贴切的体验,哪种概率更高、更有效用。因此,灰色记忆彻底模糊了真/伪的二元对立,它从不宣称自己是“真实发生”的,只证明自己是“高度可能”的,从而使一切基于经验的验证行为失效。灰色记忆的“真实性”在于其内部逻辑的自洽,以及与它所学习的庞大数据库模式的融贯性,而非与外部世界的符合性。霍斯金斯指出,这种灰色记忆源于当代技术正在将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自愿的记忆”推出人类个体的掌控范围之外,从而模糊记忆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访问权。

“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其力量源于记忆与存在之间那条不可分割的纽带。从真实记忆到真假参半的“假肢记忆”再到模糊的当下,当AI记忆通过主体化悬置与消解真实从而将这条纽带切断时,我们所面临的便不再仅是一场关于记忆的危机,而是深刻的存在论诘问。在一个过去可以被随时生成、优化乃至重写的未来,我们或许需要追问:拥有一个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铭记的责任又将以何种形式得以维系?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8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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