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
我坐在堂屋的沙发上，暖气片烫得不敢碰，电视开着，央视三套在播往年春晚混剪。母亲在厨房剁肉馅，咚咚咚，节奏均匀，像某种缓慢的心跳。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领导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询问年后的方案进度。我假装没看见，把手机翻过去扣着。
三分钟后又翻回来。
没有人回复。二十九个人的群，安静得像一口井。我不知道该松一口气还是该焦虑，盯着天花板数暖气片，一片两片三片。母亲端着肉馅出来，从我面前经过，问我在看什么。
“没看什么。”
她把肉馅放在茶几上，顺手抽走我手里的手机，扣在电视柜上。
“到家了就好好歇歇，别老看那玩意儿。”
我没有反驳。手机离我两米远，屏幕朝下，像一块沉默的砖。母亲的手艺还跟从前一样，肉馅里放葱姜水，顺着一个方向搅，筷子在盆沿碰出清脆的响声。我小时候最怕这声音，一听就知道要包饺子，逃不掉，得帮着擀皮。
现在她不再叫我帮忙了。
“你手生，别添乱。”刚才她这样说的。
我手生。三年没在家过年了。
去年腊月二十三，我在出租屋里给自己煮速冻水饺。猪肉白菜馅，煮破了三个，汤是浑的，我站在灶台边就着锅吃完了。那天晚上跟家里视频，母亲问吃的啥，我说饺子，自己包的。她很高兴，说长大了，会过日子了。
我没告诉她那是速冻的。
今年终于回来了。出发前我把出租屋彻底打扫了一遍，冰箱断电，垃圾倒空，阳台上晾了三天的袜子收下来叠好。关上门那一刻，我没有回头。高铁上旁边坐着一个带小孩的女人，小孩一直踢我的座椅靠背，两个小时四十分钟，我没有说一句话。
到站是下午两点。父亲还是来接了，他嘴上说“公交方便”，但还是骑电动车来了。我拖着行李箱坐在后座，箱轮子在水泥路上颠得咯噔咯噔响。风灌进领口，我把脸埋在他后背，闻见一股樟脑丸的味道。
他穿着那件藏青色棉袄，我认得。我上高中时他就穿这件，领口磨白了，袖口有一小块烧焦的痕迹——过年放鞭炮烫的。
三年了，他还在穿这件。
到家第一件事，母亲让我去西屋看看奶奶。
奶奶九十三了，去年摔了一跤，胯骨做了手术，现在下不了床。西屋开着电暖器，一进门热气扑脸，带着一股老年人房间里特有的气味——药膏、棉被、沉默。
我坐在床边，喊了一声奶。
她睁开眼看我，看了很久，然后说：“你瘦了。”
上一次视频是半个月前，她在镜头里也是这样说的。她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打过视频，但记得我瘦了。她把干枯的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我的手迎上去，她的手指凉得像冬天地窖里的萝卜。
“城里好不？”她问。
“好。”
“有对象没？”
“快了。”
她点点头，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窗台上放着一盒枣花酥，还没拆封。母亲说那是大伯前几天买的，奶奶舍不得吃，说等孙子回来一起吃。
她忘了我已经回来了。
我从盒子里取出一块，掰成两半，递到她手里。她接过去，慢慢咬了一口，酥皮掉在被子上面。她没有察觉，继续嚼着，眼睛眯起来，像一只晒太阳的老猫。
我也咬了一口。枣泥馅太甜了，甜得有点齁嗓子。
晚饭是饺子，猪肉白菜馅。父亲开了一瓶白酒，给自己倒了半杯，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他没说什么，把那半杯倒回瓶里，盖上盖子放回柜子。
电视里播着新闻，主持人说今年春运客流量预计将达到多少亿人次。我低头吃饺子，母亲往我碗里夹菜，一块排骨，两棵青菜，又一筷子蒜黄炒蛋。碗里堆成小山，我埋头吃，不说话。
“年后初几走？”父亲问。
“初六。”
“这么早。”
“公司初八开工，早点回去收拾一下。”
他没再问。电视里开始播天气预报，说明天华北地区有雪。父亲往窗外看了一眼，说：“雪落下来，麦子就有救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出去，院子里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
吃完饭我主动去洗碗。母亲没拦，坐在厨房门口的小凳子上择豆角。水龙头流出的热水不够热，我的手浸在油腻的洗碗水里，指节很快泛红。母亲择得很慢，一根一根掐去豆角两头的尖，再掰成寸段。
“你王姨的儿子，”她突然开口，“在杭州买房子了。”
我嗯了一声。
“一百多平，首付家里给出了一大半。”
我把洗洁精挤在抹布上，打出很多泡沫。
“人家那孩子，比你小三岁呢。”
水龙头关掉了，厨房安静下来。择豆角的声音还在继续，掐，掰，掐，掰。我没有接话，把碗一只一只放进沥水架。青花瓷的碗沿磕出一个小豁口，不知道什么时候磕的。
“我不是催你。”母亲说。
我知道。
“就是有时候想起来，睡不着。”
水槽里的水凉透了。我把塞子拔掉，漩涡转着圈消失。
今晚的月亮很好，腊月二十三，月牙细得像指甲掐的印。我站在院子里抽烟——其实不常抽，包里这盒是高铁站便利店随手买的，过安检时被查出来，那个年轻的安检员让我当场抽一口。
我抽了，味道不怎么样。
烟灰落进花坛的枯叶里，亮一瞬，灭了。隔壁传来麻将牌撞击的声音，哗啦哗啦，是张婶家。每年这时候他们家族就凑齐一桌，打到后半夜，赢了输了都大声笑。今年还能凑齐，他儿子在苏州打工，听说厂里效益不好，提前放假了。
烟抽到一半，母亲推开堂屋的门，把一件棉袄递给我。
“外面冷，穿上。”
那是父亲的老棉袄，军绿色的，袖子长出一截。我接过来披在身上，烟差点被碰掉。母亲没有马上进去，站在门槛边上，也抬头看月亮。
“你爸昨天梦到你了。”她说。
我没问梦见什么。
“梦见你小时候，在河边捉鱼，裤腿卷那么高，鞋子全湿了。他追着要打你，你跑得快，他没追上。”
她笑了一声，很轻。
“那时候你才这么点。”她拿手比划，大概到我腰的位置。
我三十一了。腰在哪里，早就不一样了。
手机在屋里响了，是微信语音铃声。母亲转身进去，我听见她喊：“你领导找你！”
我没有立刻进去。烟烧到过滤嘴了，烫了一下手指，我把它碾灭在花坛边沿。月亮还挂在那里，旁边一颗星星都没有，显得它格外孤单。
语音是领导打来的，问的是方案里一个数据。我走到西屋，关上门，在黑暗中回答他的问题。我的声音压得很低，像做贼。窗外偶尔有鞭炮声，离得很远，听不真切。
“你在老家是吧，”领导说，“不打扰你过年了，初七之前给我就行。”
我说好。
挂掉电话，我没有马上出去。西屋的床还是奶奶从前睡的床，硬板，铺着棉褥子，印花被面洗得发白了。我坐在床边，听隔壁隐隐约约的麻将声，听厨房母亲刷锅的声音，听堂屋电视里相声演员抖包袱，观众笑得山响。
什么声音都很远。
明天腊月二十四，南方小年。村里有人开始贴窗花了，早上路过李婶家，她踩着板凳，正往玻璃上比划一张红色的兔子——虽然今年是龙年，她说兔子没用完，明年继续。
明年继续。
我打开手机备忘录，想写点什么。光标闪了很久，一个字都没打出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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