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春，京城的风里还带着料峭寒意。高烧中的毛泽东蜷在被褥里，咳嗽一阵接一阵。烟纸盒就在床头，却第一次被他冷落。那场感冒来势汹汹，他嘟囔一句：“人病了，烟都没味。”医护人员听见这话，彼此使了个眼色——也许，再劝一次，能让这位将半个世纪不离手的老烟客动摇。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毛泽东对缭绕青烟的依赖，劝告仍只换来一句半开玩笑的“吸烟也是爱国，缴税嘛”，气氛尴尬又无奈。可是，正是这次重病，让一颗戒烟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心里。
要读懂那颗种子，得回到二十世纪初。1918年前后，长沙的青年学子热烈辩论新思想，操场一角处的毛润之，总爱夹支粗旱烟，边喷云吐雾边与人争论“自由”“救国”。彼时的他不过二十来岁，却已把烟当成辩论的拍板、夜读的伴侣。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后来统计，老人在漫长的一生里与香烟相伴六十年之久，显然不是夸张。
井冈山岁月，把这种依赖写进了血脉。白天休整，夜里挑灯批文件、布置哨卡，没烟撑不住。正是那些黑夜里忽明忽暗的火星，与枪声、雨声、虫鸣交织在一起，见证了最初的人民军队从山林走向井喷的策划与决断。很多决议，始于一声火柴的“嚓”响；很多作战方案，落在飘散的烟雾之后。有人回忆，主席握着烟卷思考问题时，眉头微蹙不语，烟蒂燃到指间也浑然不觉。
抽烟给他带来的不仅是提神，还有灵感。1947年8月18日，陕北黄河岸边，国民党军追击逼近，覆灭与突围只在一线之间。风雨交加，部队步入绝境。毛泽东一句“有烟吗？”打破沉默。火柴在李银桥手中燃起，火苗映照他眼底的血丝，也点亮了新的思路。“不过河，跟我来！”一句话定下反向突围，救下一支中共中央直属队，也把香烟与“关键抉择”紧紧捆在一起。
实际上，烟草在那一代革命者的行囊里常充当社交润滑剂。1954年，中南海里，毛泽东接见起义将领郑洞国，客人刚坐下，他先递烟，再亲自划火柴。“我们终于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了。”一句调侃，比任何铿锵誓言都来得温暖。郑洞国回忆这幕时，连用“朴实”“伟大”形容，说明一支烟收服人心的力量有多直接。
对烟叶品牌，毛泽东不挑花样，只求“劲儿大”。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555”“骆驼”之类美援烟卷常被战士们缴来孝敬首长，他笑称“吃百家饭，抽百家烟”。建国后顾虑外汇，转而点燃“熊猫”“中华”。湖北便宜的“珞珈山”也在他的口袋里待过一阵子。烟草部门得知他偏爱劲足的味道，特地送来川产手工雪茄，味重却不呛，停吸片刻还能自动熄火，减少火灾隐患。这款雪茄后来被安排在南长街八十一号开分厂，机器、烟叶全是四川原装北迁，足见一支烟背后的后勤体系。
毛泽东与火柴也有一段小故事。他从不用打火机，嫌那玩意儿“滋啦”声太闹，每次挑同一侧磷皮划火柴盒，还吩咐勤务员别丢空盒子，“都是木头，省着点用”。一分钱的东西，反复装棍再用，在场年轻人听得脸红。节俭与大手笔，在他身上并存。
劝他戒烟的人并不少。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伏罗希洛夫访华时提起“老斯如果戒烟或许活得更长”，话虽婉转，却戳中要害。毛泽东试着停了十个月，结果军机要务、文稿写作依旧堆成山，烟瘾一来，又拿起了。后来保健医生王鹤滨联合主席的孩子们搞“拔烟计划”，半根半根递，甚至用瓜子、糖果引诱替代。毛泽东哭笑不得，道破症结：“手里没支烟，脑子像少根弦。”那次尝试以妥协告终——减少一半，有就算好。
真正决定说再见，还得等到1974年。这一年，毛泽东八十一岁，血压飙高，双目白内障初显，夜咳频作。会见医生，他只点头答应不再点燃。可生理欲望没那么容易打发，夜深人静，常见他手里转动空烟壳，或把整支雪茄搁在鼻尖闻半天。丰泽园的灯常亮到凌晨，人已瘦，背微驼。就是那段日子，周恩来来访，见状心里难受，低声劝道：“主席，要不先抽一根？”毛泽东摆摆手，语气平静却坚定：“戒了就戒了，别心疼。”
为防自己反悔，他干脆让秘书将所有烟盒、火柴、烟灰缸打包取走，房间失去了熟悉的烟草味。他偶尔摸摸空空的衣兜，耸耸肩笑一声；更多时候，他会用双指做个夹烟的动作，像在提醒自己，旧习惯已经过去。卫士们统计，自那年夏天算起，他再没有真正点燃一支烟。有人感叹：对于别人，戒烟也许只是保健问题；对毛泽东，却是与半生习惯的一刀两断。秘书后来回忆：“他决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
1976年9月，八一大院的香樟树依旧青翠，他的书桌上再也没有散乱的烟灰与半截烟蒂。那些散去的烟雾，早已成为照片里的灰白背景，亦成为无数紧要关头闪现的火光。至此，那段与香烟相伴的漫长岁月画上句点，留下的不仅是健康考量，更有一种难以忽视的自律：一旦下定决心，再大的瘾，也只是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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