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6年的长安城，深秋的寒风卷着枯叶在宫墙间打着旋儿。长乐宫深处，一间平日里用来悬挂编钟的殿堂——钟室，此刻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曾经令项羽闻风丧胆、被后世兵家奉为“兵仙”的韩信，正被绳索死死捆缚。没有审判，没有诏书，甚至连刘邦的面都没见到。吕后一声令下，刀斧手一拥而上。这位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就这样死在了妇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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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韩信仰天长叹。他说了句让历史铭记千年的话：“吾悔不用蒯（kuǎi）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后悔啊，当初没听蒯通那小子的建议，今天反倒被这娘 们儿和小孩（吕后和少帝）给骗了，这难道就是天意吗？
这话里透出的不甘和无奈，像根刺一样扎在后世的史书里。一个能把项羽逼到乌江自刎的军事天才，一个用“背水一战”这种险招把二十万赵军打得落花流水的统帅，怎么就在政治斗争里栽得这么惨呢？他真的只是被“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八个字害死的吗？
当然，最早说这个话的也不是韩信，而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夫范蠡。当时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掉了吴国，范蠡就拉着另一个功臣文种说：“咱们都走吧，勾践这样的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但文种不信邪，觉得凭自己的功劳，现在正是摘桃子的时候，走什么走。结果呢？勾践送来一把剑，还捎带一句冷冰冰的话：“先生教给我七种杀人的办法，我只用了三种就灭了吴国，剩下的四种，要不就在先生身上试一试？”文种一听自知其中深意，只得自尽。
这个故事韩信不可能不知道，可知道归知道，真轮到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他还是选了那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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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汉相争最胶着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03年左右，那时候的韩信刚打下齐国七十二座城池，手里握着数十万精锐。刘邦被项羽压得喘不过气，项羽也打得精疲力竭。这时候的韩信，位置微妙得就像天平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往左边歪一点，刘邦赢；往右边倒一点，项羽胜。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
这么关键的人物，自然成了两边拉拢的对象。项羽派了说客武涉来找韩信，韩信自己帐下也有个叫蒯通的谋士。这两人轮番上阵，说的其实是一回事：你韩信现在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三分天下，谁也不帮，自己当老大。
蒯通是范阳人，史书上管他叫“辩士”。说白了就是靠嘴皮子吃饭的知识分子，今天给这个诸侯出点子，明天给那个将军谋策略，没什么固定立场，谁给钱就帮谁，但帮了就忠心耿耿地谋划。这行当跟现在的咨询公司差不多，卖的就是脑子里的方案。
蒯通为了说服韩信，还玩了手花活。他说自己会看相，韩信来了兴趣，让他给看看。蒯通神秘兮兮地说：“天机不可泄露”，明摆着就是得清场，等左右退下，他才开口说：“看您的脸，最多也就封个侯爵；但看您的背，那可是贵不可言。”这话说得就很露骨了——你脸对着刘邦是臣子，背对着刘邦才是皇帝命。
而武涉和蒯通翻来覆去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层，你现在正如日中天，两边都得看你脸色行事。第二层，刘邦这人野心大得很，现在用你是因为项羽还在，等项羽一死，下一个就轮到你。第三层，既然帮谁最后都得被收拾，干脆自立门户，鼎足三分，大家都安全。
这建议要是真被采纳了，中国历史就得重写。搞不好就没有大汉四百年，而是齐楚汉三足鼎立。可韩信是怎么回应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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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武涉，韩信说得还算客气。他说自己在项羽那边的时候，官不过郎中，也就是个站岗的侍卫，位不过执戟，那手里拿上戟就得去看大门，出的主意不听，献的计策不用，所以才跳槽到刘邦这边。而刘邦呢？“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分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这份知遇之恩，“背之不祥，虽死不易”。
当然，武涉是外人，打发起来容易。可蒯通是自己人啊，说话分量不一样。蒯通前前后后劝了三次，最后一次他急了，说：“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chài）之致螫（shì）；骐骥（qí jì）之跼躅（jú zhú），不如驽马之安步。”这老虎要是犹犹豫豫，还不如蜜蜂蝎子敢蜇人；千里马要是原地打转，还不如笨马能稳步前进。他还引用了当时的俗语说：“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这上天给的你不要，那是要遭祸的；时机到了你不行动，那就要遭殃了。
可韩信就是下不了决心。他翻来覆去琢磨，最后给蒯通撂了句狠话，也是咱们传统文化里关于报恩最极致的表达：“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这什么意思呢？坐人家的车，就得背人家的祸患；穿人家的衣，就得心怀人家的忧愁；吃人家的饭，就得为人家的事去死。说白了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在咱们的文化基因里，食物和衣服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物质。谁给你奶吃，谁就是娘——这是“有奶便是娘”的深层逻辑。贴身的衣服更是，那是身体的延伸，“共衣”在古代是极重的情分。《诗经》里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袍就是同胞。所以刘邦把衣服脱下来给韩信穿，在韩信看来，这几乎等同于一种生命的托付。
更何况韩信早年过得太惨，史书上说他“贫无行”，既穷又没什么品行，至少在当时人看来就是那样，他经常蹭饭吃，还受过胯下之辱。一个挨过饿、受过冻、被人当垃圾看待的流浪汉，突然遇到个诸侯王，不仅给兵权、给地位，还把自己的衣食分出来，这种感激，那肯定会让韩信产生“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但问题是，政治斗争不讲这个，或者更准确地说，讲这个的人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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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项羽一死，刘邦立马夺了韩信的兵权。公元前201年，又以谋反为名头把韩信抓了起来，从楚王贬为淮阴侯。这时候韩信其实已经在装病了，不上朝，躲在家里生闷气。他可能觉得，只要我不惹事，凭我当年的功劳，总能混个善终吧？
也太天真了。
公元前197年，一个叫陈豨的人造反。这人是代国（今河北一带）的相国，养了很多门客，走到哪儿都有上千辆车跟着，颇有点战国四公子的架势。他一反，刘邦亲自带兵去平叛。这时候韩信在干什么？史书记载说，他跟陈豨有书信往来，还曾放话说：“你只管造反，我在京城给你做内应。我准备把监狱里的犯人放出来，让他们攻打皇宫，把吕后抓起来杀了。”
这计划听着非常粗糙，但真要是成了，确实能端了刘邦的老窝。可韩信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手下有个舍人（门客）犯了错，被他关起来准备杀头，而这舍人的弟弟一打听，好家伙，韩信要谋反？那得赶紧跑去给吕后通风报信。
吕后听到消息，第一反应不是调兵，而是找萧何商量。这俩人凑一块儿，想出个阴招。萧何亲自去请韩信，说前方大捷，陈豨已经被杀，群臣都要去长乐宫祝贺。韩信那个时候正在装病，推脱说我去不了。萧何说：“虽疾强入贺。”这么大的事儿，不去不合适，就算爬也得爬去。
韩信也信了。或者说，他不得不信。因为萧何对他有恩，当年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才让他有了出头之日。结果一进长乐宫，两边埋伏的壮士一拥而上，直接捆了韩信。吕后连请示刘邦的时间都没等，先斩后奏，当场斩杀，紧接着就是“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全杀光。
讽刺的是，当年蒯通劝韩信造反，韩信念着刘邦的恩；如今萧何骗韩信入宫，韩信同样因为念着萧何的恩。这恩人一个个都成了索命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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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死后，刘邦回来，史书说他“且喜且怜之”。高兴的是心头大患除了，可怜的是这么个人才就这么没了。他问吕后，韩信临死前说了啥？吕后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刘邦一听蒯通这名字，立马就下令把蒯通抓来，要烹了他。
这蒯通到了刘邦面前，面不改色。刘邦问：“你曾教唆韩信造反是吧？”
蒯通说：“是啊，我教了。但那小子不听我的，要是他听了，今天坐这皇位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刘邦大怒：“给我烹了！”
蒯通大喊冤枉说，“秦朝法度败坏，天下群雄并起，当时谁知道陛下能当皇帝？各为其主罢了。想要杀陛下的人多了去了，难道要把他们都烹了？”
刘邦一听，也是这么个道理，就放了蒯通。
这要细说的话，可以说充满了历史的黑色幽默。蒯通作为谋士，看得清局势，也给出了最优解，可韩信就是不听。为什么？真的是因为韩信太讲道义了吗？
或许没那么简单。韩信是个军事天才，这毋庸置疑，但他骨子里可能从来就没把自己当成过“帅才”，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将才”。将才听令行事，帅才独立自主。韩信能指挥千军万马，却没有勇气面对项羽和刘邦两大强敌的夹击。他宁可赌一把，赌刘邦不会那么绝情。
再说直白点，韩信可能从来没想过要当皇帝。他想要的是那种被重视、被尊重的感觉，是“国士无双”的虚荣。刘邦满足了他这一点，他就知足了。哪怕后来兵权被夺，只要还保留着“淮阴侯”的爵位，他还是觉得自己是那个与刘邦“共衣”，与刘邦“同食”的人。
这种心理，与其说是忠诚，不如说是一种病态的感激。早年的创伤太深，那个在淮阴城下挨饿受冻的流浪汉，永远活在了功成名就的齐王、楚王、淮阴侯这样的名分里。他需要用刘邦的“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哪怕这证明最终要了他的命。
而“兔死狗烹”这个典故，在韩信身上应验得比谁都彻底。他成了西汉第一个被杀的功臣，给后来的彭越、英布等等功臣都打了个样——你看，连韩信这种功劳的都活不了，你们算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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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宫钟室的那滩血，很快就干了。但韩信临死前那句话，却像幽灵一样在汉初的政治空气中飘荡。他说“被儿女子所诈”，其实骗他的哪里只是吕后？是他自己对恩义的执念，是他对权力游戏规则的误判，是那个让他从流浪汉变成大将军、又变成刀下鬼的复杂人性。
说起来，如果当年他在齐地真的听了蒯通的，三分天下，历史会怎么写？也许他会多活几年，也许会被刘邦和项羽联手灭了，也许真的能建立个齐国传个几代。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一个在钟室里悔青了肠子的韩信，和一个早就看出结局、却无力回天的蒯通。
这大概就是命运的讽刺。看得见的刀光剑影，韩信躲得过；看不见的人心叵测，他躲不过。或者说，他根本不想躲。在那个“士为知己者死”的时代，韩信用自己的命，给这句话做了个最昂贵的注脚。只是他忘了，刘邦当初给他衣服穿、给他饭吃的时候，已经是汉王了；而当他要还这条命的时候，对方已经是皇帝了。
皇帝和汉王，虽然都是同一个人，但游戏规则，早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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