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下旬的傍晚,南昌西郊细雨霏霏。一位头发花白、身形略佝偻的老人,在女儿搀扶下沿着石阶缓慢上行。守陵人并不知道,来者正是昔日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战犯管理所度过整整二十七个春秋的黄维。老人走到墓碑前,停住脚步,深深三鞠躬,轻声断续:“方大哥,我黄维……对不起您。”墓园里空无一人,只有雨点落在松针上发出细微声响。
旁观者或许疑惑:对着一位1935年即就义的共产党人,一名顽固拒绝改造的国民党将领为何如此动情?答案要从六十年前的求学时光说起。
1918年夏,14岁的黄维凭优异成绩进入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开学没多久,他遇见高他四级的学长方志敏。两位赣东北子弟,一见如故。方志敏博闻强识,常在简陋的寝室里翻译外文资料,议论时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被他挂在嘴边。那年深秋,黄维第一次读到《新青年》和《向导》,心头猛然被点燃。他拿着书页问:“这样大胆的文章,真能公开传阅?”方志敏只是笑:“想读就拿去,书是给敢想的人准备的。”
五年师范生活,黄维耳濡目染,对军阀割据的腐败日益反感,却仍未找到出路。1924年,他受同窗来信鼓动,决定南下投考即将开办的黄埔军校。临行前,他特意赶到南昌寻找方志敏同行。汽车站门口,人群围着一名青年听演讲——“同胞们,救国要靠我们自己团结奋斗!”黄维循声挤过去,一眼便认出那正是方志敏,情不自禁高呼:“方大哥!”两人拥抱,久别重逢的热泪掺着汗水。军警忽然出现,方志敏被黄维拉着匆匆离去,这一幕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
两天后,两人抵上海递交了报名表,可开学日期悬而未决。为糊口,黄维在一家机器厂当学徒,方志敏则频繁出入书店与报社。三个月后,黄埔正式放榜,黄维欣喜若狂,拉着方志敏同去报到。可就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前夜,方志敏突然说:“我有别的任务,你先行一步,广州见。”汽笛划破夜空,黄维随船南去。这一别,两人从此天各一方。
黄维在黄埔军校表现出色,先后随蒋介石转战北伐、中原大战、抗日正面战场。到1948年,他已是手握十万兵的兵团司令。淮海鏖战,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围困于双堆集。11月23日,弹尽粮绝之际,他被俘,年仅四十四岁。押往战犯管理所后,他始终自称“受命剿共,何罪之有”,拒不悔改。
与黄维的倔强相比,方志敏的轨迹却早已走向另一个方向。1924年分别后,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组织农民武装,创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国民党军血战浙赣交界,不幸被俘。蒋介石亲自劝降,方志敏斩钉截铁道:“生命只有三十六年,你不必多说。”翌年8月,壮烈就义,遗体被草草掩埋于南昌北郊荒坡。
新中国成立后,寻访方志敏遗骸成了江西党组织的一桩大事。1957年夏,省城一处施工现场挖出数具骸骨,其中一具带着特殊型号的轻型脚镣。时任看守所所长的凌凤梧被请来辨认,他失声痛哭:“就是我当年给方志敏换的那副!”经上海法医研究所最终确认,九块骨骼属于方志敏。1964年,毛泽东亲笔为墓碑题写“方志敏烈士之墓”,这是他晚年留下的最后一方烈士碑文。
1975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黄维获释回到社会。此时的他已年过花甲,近三十年的战犯生涯让他思想剧变。大量阅读与讨论,使他终于明白旧党的路早已走到尽头;而昔日挚友方志敏为民族解放赴死的身影,却一次次浮现。有人回忆,黄维常在夜深时轻声对狱友说:“方大哥那时就看得清,我偏不信。”然而,他依旧固执,直到自由归来,方才决意赴江西,完成心底的忏悔。
雨幕中,黄维站得笔直。女儿递上折好的手帕,他却挥手拒绝,目光仍停留在那五个遒劲大字。沉默良久,他再度叩首,语气微颤:“过去我眼里只有个人荣辱,没有十万将士的生死;是您当年教我‘以天下为己任’,我却走错了路。如今还能回来看看您,是党和人民宽恕了我。我会用余生弥补。”
夜色渐浓,陵园的青灯亮起。黄维抬眼,深深记下墓碑后的苍松翠竹,然后在搀扶下缓步下山。同行者听得他轻声喃喃:“但愿后人少走弯路吧。”雨丝打在军呢大衣上,悄悄融进褶皱。那一刻,岁月仿佛合拢了六十年的鸿沟,昔日同窗终于在沉默与忏悔中完成了迟到的交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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