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1日午后，云南省麻栗坡县山间雾气尚未散尽，雷场警戒线外，村民们远远张望，不敢靠近。对他们来说，地里的石头、草根，甚至一块不起眼的泥土，都可能藏着催命的危险。这一天，排雷骨干杜富国和战友，再一次进入了这片被人称作“地雷村”的地方。
对当地百姓而言，几十年前留下的战争遗患，一直悬在头顶。农忙时节，有人下地干活，走着走着，突然一声巨响，人没了，土地也废了。这样的故事，在麻栗坡和中越边境沿线，反复出现，听得人心里发紧，却又无可奈何。因为那一颗颗深埋地下的地雷，当年是战争武器，战后却变成了绊住和平生活的枷锁。
中越边境地区大规模埋雷，是有背景的。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新中国在长时间克制之后，被迫以武力回应越南当局的持续挑衅——包括枪杀中国边民、炮击边境村镇、侵占海上岛礁等。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两国在边境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山头易手，阵地变换，雷场密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
战斗暂时平息之后，留下的却是数量惊人的杀伤性地雷和爆炸物。在云南方向，越南军队在中国一侧边境地区埋下了几十万枚地雷。有的区域，密度之高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麻栗坡县一带被称作“地雷村”，并非夸张之词，地方上流传过这样的说法：一个县境之内，雷场里可能藏着近百万枚各式地雷和未爆弹。
长期以来，边境群众在阴影下生活。村里老人回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一些自然村几乎看不到四肢完好无缺的老百姓。有人只是出去割个草，有人只是踩到了路边一块“熟悉的地”，炸伤、炸残，甚至当场牺牲，成了那个年代很多家庭刻骨铭心的伤痛。道路旁、山坡上，“雷区禁止入内”的牌子一块接着一块，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危险还在。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中越停火后的二十多年里，解放军在云南边境至少组织过4次大规模扫雷行动，时间跨度长，参与部队多。即便如此，直到今天，个别高风险雷区仍需严格管控，尚未完全清除干净。排雷部队付出的代价极为沉重，据有关统计，参与排雷的官兵中，至少有两千名战士为了这片土地的安全献出了生命，还有更多人在行动中致残。
在这一长串牺牲者的名单之后，2018年，多了一个被全国人民熟知的名字——杜富国。
一、从普通士兵到排雷骨干
杜富国出生于1991年，来自贵州遵义湄潭县太平村。20岁那年，他穿上军装，成为一名陆军战士。刚入伍时，他和很多年轻战士一样，摸爬滚打，练体能、学战术，想的不过是“好好干，争取立功”。谁也没有预料到，几年的时间，他会走到排雷这条危险而特殊的道路上。
2015年前后，云南边防扫雷加速推进，部队从各个单位挑选政治素质好、作风过硬、身体条件突出的士兵，组建专业扫雷分队。杜富国那时已在军中服役多年，训练成绩一直靠前，思想表现稳定，主动提出申请加入扫雷队伍。有人提醒他：“这工作太危险，想好了没有？”他只说了一句，“总得有人去干。”
进入扫雷分队之后，所有人都要重新“从零开始”。排雷不是简单的体力活，需要极高的注意力、严格的技术规范和对地形环境的敏锐判断。一枚防步兵地雷的装药量，足以致人重伤；埋得深浅不同，受潮程度不同，引信结构不同，处置方法就会有差别，任何一步不慎，后果难以挽回。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杜富国跟着老班长、技术骨干，一遍又一遍重复枯燥而紧张的训练：识别地雷型号、拆卸引信结构、操作探雷器，甚至连走路的步幅、探针插入泥土的角度，都要严格按照规范来。有战友回忆，他在训练场待的时间，往往比别人多一截。别人下班休息，他会一个人在模拟雷场多练几遍“流程”。
随着实战任务逐步展开，他的经验迅速积累。据公开报道，到2018年出事前，他已累计参与排除各类地雷和爆炸物2400余枚，成为所在扫雷中队的骨干之一。战友们提到他时，说得最多的评价是“细”“稳”。一名年轻战士曾说过：“跟在他身边排雷，心里踏实。”
二、“退后，让我来”的那一刻
真正让全国记住杜富国的，是201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爆炸。
那一年10月，云南麻栗坡某雷场任务紧张。根据计划，扫雷分队需要对一处高危区域进行清排，既要保证进度，又必须确保安全。当天，杜富国带领小组进入指定区域，一步一探，缓慢推进。这种时候，一个小时只能前进几米，太阳在头顶晒，汗水顺着防护服往下流，谁也不敢分心。
在作业过程中，小组成员艾岩发现前方地表异常，似乎有金属物体裸露在外。他迅速报告：“组长，这里有一个裸露物！”杜富国赶过去查看，发现那是一枚加重型手榴弹残留物，附近土层明显被翻动过。凭着多年排雷经验，他意识到问题不简单：这种裸露物，很可能与周边尚未探明的爆炸物相互关联，一旦处置不当，引发连锁爆炸，人根本来不及撤离。
据公开报道，当时他沉声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这个太危险。”短短一句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把选择生死的位置，直接换了过来。艾岩听从指令后，向后撤离到相对安全的距离，但仍保持关注，随时准备配合。战场纪律与战友情感，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
接下来的操作极其紧张。杜富国按照流程，对手榴弹及周边区域进行清理和勘查，试图判断引信结构和埋设方式。排雷作业有时像拆“死扣”，每一步都要慎之又慎。有意思的是，很多扫雷战士私下里都会说，干得久了，连脚底下的土都能听出“情绪”，稍微不对劲，心里就会一紧。
不幸的是，在他进行处置的过程中，这枚加重型手榴弹突然发生爆炸，几乎没有任何预兆。巨响过后，泥土、碎石被抛起，溅得到处都是。在极短暂的一瞬间，他本能性地朝战友方向扑去，把身体挡在前面。弥漫的烟尘散开后，现场一片狼藉。
等到艾岩意识逐渐恢复，耳边嗡鸣声略微减弱时，他看到的画面令人心碎：杜富国倒在地上，浑身是血，防护服残破不堪，两只手臂已经被炸飞，眼睛也被强烈冲击波和碎片严重损伤。相比之下，他自己只是受了相对较轻的伤。后来回忆这一天，他多次提到一句话：“要不是他扑过来，我今天已经不在了。”
现场指挥员迅速组织急救，第一时间将伤员送往当地医院抢救。考虑到伤情极重，很快又通过军地协同，把他转送到条件更好的上级医院。医护人员在术后记录中写道：伤势极其严重，多处创伤并发失血性休克，抢救难度很大。经过军队和地方多家医院的接力救治，他总算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不过，代价极其惨烈。爆炸彻底毁损了他的双手，眼部受伤严重，最终失明。对于一名年仅二十多岁的军人来说，这样的打击可想而知。长时间的清创、植皮、康复训练，让他在病床上度过了漫长的日夜。战友们轮流守护，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家人在一旁默默承受，这是一场延续很久的“战斗”。
三、一等功臣与国家的特殊礼遇
伤情稳定后，军队对杜富国的英勇行为进行了评定。2018年11月20日，在他的病房里，云南扫雷大队举行了一场简短而庄重的仪式，代表上级机关为他记一等功。那一天，他躺在病床上，身上仍带着伤痕，胸前的立功证书却格外醒目。
不久之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他被授予“排雷英雄战士”荣誉称号，并荣获“八一勋章”。这一勋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荣誉之一，自设立以来，获授对象数量极少，在几百万现役官兵中，只有十几名军人获此殊荣。能够同时拥有一等功和“八一勋章”，在军队体系内，含金量极高。
很多人会关心一个问题：在国家层面，对这样一位为国负伤、为战友挡下爆炸的英雄，具体给予了哪些特殊待遇？公开报道中提到的，至少有三项，对一般干部来说很难享受。
第一项，是终身特殊津贴和相关优待政策。
爆炸发生之后，虽然他已经无法回到战斗班排参与一线排雷，但军籍始终保留，军队对他的工资待遇给予了适当提高。在原有工资基础上，还有额外的补助。可靠资料显示，国家每年向他发放专项补助约8万元，用于日常生活、康复治疗等刚性需求。更关键的是，这项补助并不以在役与否为前提，即便将来他因身体原因办理退役，这项待遇仍然会延续。
在医疗、住房、交通等方面，一等功臣也享有优先保障。看病就医，可以享受更高等级的报销比例和绿色通道；住房安排，会在政策框架内予以倾斜；涉及因公致残军人的康复用具、辅助设备，也有专门的补贴。对于失去双手和视力的杜富国，这些现实保障，不只是数字，更是生活所需的“硬支撑”。
第二项，是荣誉层级带来的政治礼遇和参与重大国事活动的资格。
作为“八一勋章”获得者，他有权参加部分国家级重大纪念活动和军队重要典礼，有机会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公开报道中，他多次出现在重要场合，肩章熠熠，勋章在胸。这类礼遇，并不是简单的“露脸”，而是通过制度形式，向全社会树立英雄榜样，彰显国家尊崇功臣的态度。一般意义上的军队干部，哪怕职务不低，也难以获得类似机会，这一点非常清楚。
第三项，是对其直系亲属的配套优待政策。
对于一等功臣，国家有关规定列明，父母、配偶、子女可享受多方面政策支持。以公开信息梳理，杜富国的父母，可以享受高于当地普通群众标准的养老补助和医疗保障，必要时会有专门帮扶措施。他的妻子，在就业选择上具备政策优待，或者享受等额的补助，对生活压力是一种减轻。
子女方面，相关规定明确，一等功臣子女在中考、高考时可享受一定的加分政策。同时，在参军入伍、报考公安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时，具备优先录取或适当倾斜的资格。对很多军人家庭来说，这是一份“照顾”，也是一份传承。国家通过制度告诉军人：为国流血负伤，家人不会被忽视。
上述三项，是社会讨论比较多的“特殊待遇”，但严格来说，这些待遇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根据现有优抚安置法规，按一等功臣和战时致残军人标准执行。换句话说，并不是“破格给某一个人”，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对典型代表做出的具体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从部队层面来看，对他的安排也体现出一种“特殊”的信任。按常理，伤残等级较重的战士，多数会在康复后办理退出现役手续，转向地方安置。杜富国在伤后曾表达过继续留队的想法，所在的南部战区机关在综合评估后，给予了支持。这样的决定，既考虑到个人意愿，也体现了军队尊重英雄选择的态度。
四、归队后的新角色与持续关怀
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杜富国的身体状况逐渐稳定。2020年前后，他正式回到部队，虽然已无法像以前那样站在雷场最前沿，却以另一种角色继续发挥作用。单位根据他的特点和能力，让他参与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承担播音、授课、讲述战例等任务。
在军营里，他常常面对新入伍的年轻战士，以亲身经历讲解排雷行动中的各种细节。有时候，他会把当年在雷场的场景一步一步“复盘”，哪里地形复杂，哪里遇到过“教训”，新兵听得很专注。有人形容，他的每一堂课，都像一次“无声的战斗演练”，让人感受到那种随时可能爆炸的紧张。
除了在部队内部开展宣讲，他还应邀走进多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等知名院校，在学生面前讲述边境扫雷一线的真实情况。有大学生在听完报告后说：“课本上只有几个词，‘中越边境’、‘扫雷作业’，但在他嘴里，这几个词背后，是一条条生命和一片片土地。”这种“面对面”的讲述方式，比单纯的文字材料更有说服力。
军地有关部门对他的后续关怀，也并未因为时间推移而减弱。2023年1月，春节前夕，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副主任胡小柏少将专程到贵州老家看望他，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在那次探望中，将领反复叮嘱他要注意休养身体，强调部队仍然需要他这样有经历、有影响力的战士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作用。
这些具体举措，折射出一个清晰的导向：英雄不是昙花一现的“新闻人物”，而是长期受到制度性关怀的功臣。对不少老兵而言，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剂“定心丸”。
再往前追溯，扫雷部队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启动边境排雷以来，多批官兵倒在雷场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出现在公众视野。杜富国的故事集中呈现了那个群体的缩影，也让更多人通过一个具体名字，看到一整支队伍的坚守。
有意思的是，在许多公开报道中，他的那句“你退后，让我来”，被反复引用。有人觉得这句话有些“理想化”，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军队内部形成的作战传统，这种选择并非孤立事件。战时、险情之下，许多军人做出的都是类似的判断，只不过大多数没有被详细记录下来。
从国家层面看，对功臣进行表彰、给予实实在在的物质和政治待遇，有其深层逻辑。一方面，这是对个体牺牲与奉献的应有回馈，体现“为国担当者，国家不忘”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在全社会树立清晰的价值坐标，让人明白，风险最大的岗位、最艰苦的任务，并不会被忽略。
回到最初的那个场景：1979年之后，边境山林里遍布地雷，几十年间成千上万的官兵、工程技术人员、地方干部参与排雷；中越停火后，四轮大规模排雷行动持续推进；村民终于可以重新踏上曾经不敢走的坡地、旱地，重新开垦荒废多年的土地。这个过程一点也不轻松，甚至称得上漫长。
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有人无声牺牲，有人重伤致残，有人带着伤痕回到部队继续工作，也有人被安排回到地方生活。杜富国走到台前，被大众熟知，是在时代语境、媒体传播与国家褒奖制度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结果。他本人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是真切而沉重的，而国家给予他的那三项特殊待遇，则是在规则框架中的明确回应。
从边境雷场到病床上的勋章，再到军营讲台和乡村老屋里的慰问场景，时间线铺展开来，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战争遗留问题需要解决，解决问题的人需要被尊重。英雄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家庭、有父母、有孩子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不普通的选择。
杜富国的名字，被记入一等功臣名单，被镌刻在“八一勋章”获得者的序列，也被许多边境老乡默默记在心里。那些年，在麻栗坡“雷区禁止入内”牌子旁徘徊的百姓，谁都明白，能有一天安心种地、放心放牛，背后不只是一条行政命令，更有一群人用性命换来的安全感。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对他的三项特殊礼遇，既是对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无数默默无闻排雷官兵的代表性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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