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野泰治在晚年承认，那个声音穿透了他的鼓膜，在他的噩梦里驻扎了半辈子。他把这种声音称为“来自地狱的惨叫”。
那个发出惨叫的女人叫赵一曼。
我们把时间拨回那个冰冷的冬天。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受难的
故事，这是一场意志与钢铁的物理碰撞。赵一曼躺在黑龙江的雪地上，左大腿被子弹贯穿。这颗子弹并没有简单地穿过肌肉，它撞击了骨头。
冲击力把那根支撑身体的大腿骨击碎成了二十四块碎片。这些尖锐的骨渣散落在她的血肉里。她在雪地里爬行，身后拖出一条长长的血痕。寒风把流出的血迅速冻成冰碴，和破烂的棉裤黏在一起。
日军抓住了她。他们没有把她送进病房，而是把她扔进了审讯室。大野泰治当时就在那里。他看着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眼中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只有对情报的贪婪。他需要知道抗联部队的去向，他需要知道那些隐藏在深山里的游击队名单。
为了得到这些名字，大野泰治做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他没有使用复杂的刑具，他拿起了一根马鞭。他倒转马鞭，用坚硬的木质把柄，对准了赵一曼腿上那个正在流脓的枪伤伤口。他把木柄插了进去。
这是一种人类神经无法处理的痛觉信号。木柄在伤口深处旋转，搅动着那些断裂的碎骨头。骨头渣子在肌肉组织里被强行翻动，每一次摩擦都像是一把锯子在切割神经。赵一曼的身体剧烈抽搐，冷汗瞬间湿透了全身。她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大野泰治以为这种直接作用于受创骨骼的剧痛能摧毁任何人的防线。
他错了。赵一曼醒来后，依然紧闭双唇。
这个女人并不是天生的战士。在成为赵一曼之前，她叫李坤泰。她出生在四川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她读过私塾，上过黄埔军校，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
她本可以坐在成都的茶馆里，穿着丝绸旗袍，过着相夫教子的安稳生活。她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她卖掉了自己的嫁妆，抛下了刚出生的孩子，走进了东北零下四十度的深山老林。
这种反差让日本人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为什么能承受住比野兽还要残酷的折磨。
审讯持续了几个月。日军发现硬的不行，便试图用“仁慈”来软化她。他们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医院。这给了赵一曼喘息的机会。
即使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她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她用语言作为武器。她和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聊天，她和照顾她的年轻护士韩勇义谈心。她没有讲大道理，她只讲中国人为什么要打日本人，讲家乡的父母，讲失去国土的痛苦。
两个为日本人工作的年轻人被她打动了。董宪勋和韩勇义决定帮她逃跑。他们雇了一辆车，把重伤的赵一曼背出了医院。这在当时几乎是自杀式的行为。
逃亡失败了。日军的追捕队在半路截住了他们。再次落入魔掌的赵一曼，面临的是更加疯狂的报复。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他们撕下了最后一点伪装。
这一次，他们使用了电刑。
大野泰治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那个场景。电流通遍赵一曼的全身。高压电让她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燃烧。她的肌肉不受控制地痉挛，大小便失禁，整个人像是在油锅里翻滚。
就在那一刻，她发出了那声让大野泰治记了一辈子的惨叫。那是生理极限被突破后的本能反应，是生命在毁灭边缘发出的悲鸣。
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求饶。她没有吐露一个字。日军用尽了所有的手段，除了得到那一具残破的躯体，他们一无所获。这个女人用沉默击败了他们的刑具。
处决的命令最终下达。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在摇晃的车厢里，她向看守要了纸和笔。她没有写给党组织的汇报，没有写豪言壮语。她写给了她远在四川的儿子，宁儿。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她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是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列车到达了终点。日军把她绑在大车上游街示众。她昂着头，看着街道两旁的中国人。那是她用生命守护的人民。枪声响了。赵一曼倒在了血泊中，年仅三十一岁。
日本人杀了她，以为消灭了一个敌人。他们不明白，他们制造了一个图腾。赵一曼的死，让无数东北人看清了侵略者的嘴脸，也看清了中国人的脊梁。
大野泰治活到了战后。他回到了日本，过上了平静的日子。他始终无法摆脱那个声音。每当深夜人静，那声“来自地狱的惨叫”就会在他耳边响起。那是对他灵魂的审判，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读着这段历史。我们感慨她的坚强，赞颂她的伟大。我们是否真的理解那种疼痛？我们是否真的明白那个选择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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