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明代马市复原场景
在古代中国,马匹是重要的军事力量,拥有大量优质马匹是王朝兴衰的关键。为此,明廷在辽东都司设辽东苑马寺,为明代北部边疆四大苑马寺之一,专管辽东马匹牧养繁殖。此外,从女真、蒙古各部购买马匹也是重要补充。明永乐三年至万历年间,明朝沿辽东边墙一线先后开设了14处马市(含木市),其中尤以广宁、开原、抚顺三市规模较大、存在时间较长,有“辽东三大马市”之称。辽东马市存在200年间,逐渐演变为长城内外多民族商贸交流互通的重要场所,其中运用的经营管理理念,体现出古人的营商智慧。
明代青花瓷碗碟是辽东马市上交易较多的日用商品
管理有序:凭“许可证”入市交易
明朝初年,为了装备军队,明政府已开始与兀良哈蒙古进行马匹交易,官设马市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廷接到兀良哈蒙古奏报,提出“其部属欲来京贸马”。此时,明朝军队为防御鞑靼蒙古正急需大批战马,因此同意了其请求。但因路途遥远、运马艰难,于是明成祖朱棣命辽东官员“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不久,兀良哈即“以马至辽东互市”,这是辽东设立马市的开始。
广宁、开原马市的出现,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广泛欢迎,于是明政府于永乐四年(1406年)专门设立了马市管理机构,并制定了市场管理办法,同时还设立了马市管理官员,负责监督市场秩序。自此开始至万历年间,明朝廷沿辽东边墙的兴城、锦州、义州、广宁、开原、辽阳、抚顺、清河、宽甸等城堡附近,先后开设了14处马市或木市,其中尤以广宁、开原、抚顺三地规模较大,存在时间较长,有“辽东三大马市”之称。
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王平鲁介绍,明代的辽东马市经营,是明朝“马政”的一部分,为保障马市贸易高效有序,建立了系统化的管理制度。首先交易者需凭官方发放的敕书(边贸通行证或贸易许可证)入市;其次,马匹按“上上、上、中、下、驹”五等严格划分,并执行明码标价,例如上上马可换米五石、布绢各五匹,上马值米四石、布绢各四匹,以下递减。由于价格合理,“至是来者众”,成交火热。
北镇广宁马市堡遗址
奖励机制:市场化运作还有“返利”
“辽东马市最初是纯粹的官办‘官市’,随着市场化演进,逐步发展为官民共存的‘互市’,最终很多地区出现了‘民市’和自由贸易市场,体现出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的灵活的运营模式。”王平鲁介绍,比如抚顺除了位于浑河北岸的大型官办的抚顺马市,民间传说浑河南岸的关口村也是明代小型的民间贸易市场。
当时官方买卖完毕,方准民间进行交易,民市要比官市更为热闹,交换的商品种类也比官市丰富得多,已经从单一的马匹,扩展至生产、生活全方位商品,能满足各方需求。其中有蒙古、女真族牧养的马、牛、羊等牲畜,狩猎所得的黑狐、貂鼠等动物皮毛,采集所得的人参、蜂蜜、木耳、蘑菇、松子、榛子等特产;汉族地区输出的是布匹、丝绸、棉花、丝线,碗碟等陶瓷器,粮食、食盐,还有铁锅、铁铧等铁器,开市期间,“交易频繁,人群熙熙,车水马龙,肩摩毂击”,一派繁忙景象。
官府对马市商家要收取税款(马市抽分),由马市官从马市的各项交易中抽取税银,抽税多少根据货物的品种、质量等决定,同时还会从“马市抽分”税款中拨出“抚赏”,奖励表现积极有功的部落首领,类似于现代的商业返利或佣金制度。
万马奔腾 苗树林/摄
历史进步:以贸易促和平
《清史稿》载,明代的马市均用围墙圈定出来,“筑墙规市场”,军民人等皆在墙内贸易,因此,马市区域被称为“市圈”。根据明代马市必筑“市圈”且马市与抚顺关在同一地点的史料线索,抚顺市博物馆考古队在浑河北岸关岭抚顺关遗址东找到了抚顺马市的“市圈”围墙遗址,实地调查发现,抚顺马市占地面积约380万平方米,由东、西、南、北圈墙围筑而成。在此出土一些瓷器残片与青砖等建筑材料,其中瓷器标本全部为青花瓷,大部分为日常使用的碗、盘子,应是明代中晚期民窑烧造,可以想见当年马市的繁华热闹。
为防范贸易风险、保障公平和安全,辽东马市也有一些明确规范,如无敕书或货物者、携带武器者均不得入市,设置纠纷管控官员等。明廷设立辽东马市的目的之一是购置军用马匹,与此同时,也通过经济联系——羁縻政策,达到牵制笼络、安抚周边部落的效果,所谓“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实现经济贸易与边地长期政治稳定相结合。
王平鲁认为,明代辽东马市的经营思想,追求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在市场运作中有规范透明的管理体系,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经营模式。这种交易市场是明代辽宁地区汉族与女真族、蒙古族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心。它超出了简单的物物交换,展现了一套以贸易为纽带、以贸易促和平,统筹发展的综合治理智慧。
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李理指出,对明政府而言,辽东马市的设立,最大的战略利益是获得了200余年的边境地界的相对安宁,使能征惯战的女真族以温和的方式求取立足之本,贸易替代刀枪、和平代替战争,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尽管明朝开设辽东马市是加强边防、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却为女真经济繁荣搭设了桥梁。建州女真通过马市贸易,输出了大量畜产品和土特产,刺激了当地采猎经济和畜牧经济的发展,建州女真实力不断壮大。万历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并攻陷抚顺、辽阳等地后,辽东各地马市基本结束。但它客观上促进了辽宁地区的经济繁荣发展,对东北边疆与民族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明初马价表
辽东苑马寺最多养马近20万匹
在冷兵器时代,马与骑兵、战争相关,马匹的多少关乎一个国家的战斗力,马的数量更是国家富强的象征,正所谓“国之荣危系于兵之强弱,兵之强弱系于马之登耗”,因此养马很受明朝皇帝的重视。
明朝初年,明与元朝残余势力的征战还没有结束,需要不断补充战马、驿马、辎重驭马等。明史专家、鞍山师范学院教授张士尊告诉记者,在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之前,辽东地区作为明代北部边疆的首要地区,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防御任务甚重,战马的使用数量和损耗都很大,卫所使用的军马要依靠山东、河北等地输送,有时甚至要跨海船运。因此,马匹的管理、牧养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储备。
明永乐四年(1406年),与设立马市管理机构同时,明廷设置辽东苑马寺、北平苑马寺,之后又增设了甘肃苑马寺、平凉苑马寺,四大苑马寺每寺6监,每监4苑,共24苑。辽东苑马寺的职能非常明确,就是牧养明朝在辽东的官马,其行政隶属直接归明朝兵部,同时受制于辽东都司和辽东巡抚。
辽东苑马寺最初设在辽阳,下属6监,分别是升平监、新吕监、辽河监、长平监、安市监、永宁监。牧场北起辽阳,南至复州,南北400余里,东西百里,马匹集中放牧繁衍,牧地大致分为草场、荒地、熟地三种。根据牧场宽窄,明朝初年政府规定,马苑分为上、中、下三等,上苑养马万匹;中苑养马7000匹;下苑养马4000匹。
那么,辽东苑马寺24苑总共能养马多少匹呢?张士尊分析说,虽然史料没有留下存栏军马的具体数字,但从明代中后期一些零星记载中可以推测出牧养的数量。按上面的标准,如果24苑都按上苑计算,有马24万匹,如果都按中苑计算,有马16.8万匹,如果都按下苑计算,有马9.6万匹。“根据明朝初年牧场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恩军(罪犯被流放充军)数量较多等因素分析,辽东苑马寺存栏牧马近20万匹比较接近实际。”张士尊说。
辽东苑马寺印
马市贸易从汉代开始
据王平鲁考证,先秦史官修撰的谱书《世本》载,距今约4000年前,北方商民族部落的第三任首领相土开始驯服野马,并选用草料饲养“作乘马”。史料记载,从东汉时起,都城就开始设置专门的马市了。当时的洛阳开设了三大市:“金市在大城西,羊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一直沿袭到西晋时期。公元263年,嵇康为司马昭所害,临刑前索琴,弹奏了一曲绝响《广陵散》,这事就发生在洛阳马市。这种都市中的马市,为大城市中的达官贵人乃至具有相应财力的平民提供了基本的畜力骑乘运输资源。马市贸易就这样延续至后世。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商越摄)
文字: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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