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贞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2026年1月底，寒假开始后笔者回到家乡西北Z县，返乡前母亲便叮嘱笔者代表家里前往她娘家送礼，事由是母亲的堂妹小黄的孩子办满月酒。这已是笔者八个月内第二次为小黄的人生大事登门随礼，2025年5月，笔者代表家人为小黄的婚礼送上礼金，如此频繁的礼尚往来，让笔者再次切身感受到农村人情礼俗的沉重。乡村向来重视人情，小金额的礼尚往来本是邻里亲友间传递祝福、互帮互助的纽带，契合农村社会的互助需求也是乡村温情的重要体现，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这场满月酒的场面格外冷清，前来祝贺的亲戚朋友寥寥无几，三婆（笔者母亲的三妈）甚至主动打电话催人送礼，这种行为让笔者察觉到乡村人情往来早已偏离原本的轨道。
乡村人情的异化，核心诱因是少部分人的功利化敛财行为，体现在酒席名目繁多、频次过高，随礼逐渐从主动的心意表达，变成了被动的义务承担。在乡村社会中，酒席与人情向来深度绑定，这本是乡人传递祝福、联结情感的重要方式，小金额的随礼也能让亲友间的互助落到实处。但现在办酒席的契机被无限放大，除了结婚、生子、满月、升学这些常规事由，新房上梁、搬家、店铺开业、老人过寿等都成了摆酒设宴的理由，如小黄这般八个月内接连办了婚礼与满月酒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例，不少家庭甚至一年之内多次办酒，让周边的亲戚朋友疲于应对。
正是少部分人的这种功利行为引发了连锁的跟风效应，让乡村办酒的风气越发畸形。有人看到他人靠办酒敛财，便也纷纷效仿，想方设法找理由办酒，生怕自己“亏了”。而普通乡人面对接踵而至的酒席，即便心中不满，也迫于人情压力不得不参与、随礼。Z县M镇的常住村民收入来源多以务农、乡村小商户为主，平均工资约2000元，仅能维持日常的基本生活开销，但当地的随礼标准却被一再拉高，普通亲戚朋友随礼需500元，至亲或关系较好的乡里则需1000元甚至更高。笔者对于这种高额份子钱非常不理解，自2021年起笔者已代表家人送过大大小小十几个礼，每次送礼无一不是500元起，单说最近一两个月笔者家就送了五个礼金额高达3000元。外婆说：“2020年之前大家都没送过这么大的礼，就是近几年有人先送500，其他人跟着学，人家都送这么多，我们不可能当例外嘛！”若遇上人情密集的月份，村里四五家接连办酒成为常态，一个月的工资甚至无法覆盖礼金开销，许多村民为了随礼，不得不省吃俭用，甚至向亲友借钱，原本契合互助需求的人情往来，彻底变成了乡人的经济负担。
乡下流传着“人到人情到”的老话，这本是强调亲友间的心意与诚意，哪怕随一份薄礼，亲自到场道一声祝福，便是最好的人情。但在少部分人敛财的功利导向下，办酒席的人开始以礼金多少、来客多少论面子，酒席的规模、礼金的数额，成为了彰显自家人脉与地位的标尺，全然忘了摆酒设宴的初衷是传递祝福。而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便引发了全民跟风，随礼的乡人也不得不被裹挟其中：不仅要送上高额礼金，还需本人亲自到场赴宴，若因距离、工作等原因无法到场也必须拜托亲友帮忙带礼，若是既不到场也不送礼便会被贴上“不懂人情世故”的标签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被孤立。对普通乡人而言，每一次随礼都成了一次为未来的“人情投资”，亲自到场不过是为了让收礼人记住这份人情，为日后自家办酒时对方的回礼与帮忙做铺垫。
笔者的外婆便是乡村人情功利化的典型亲历者，外婆家极少办酒席，数十年间仅在子女结婚时简单摆过几桌，却始终遵守着乡村的人情规则，只要听闻哪家有喜事、丧事要办酒，无论多远都会赶去随礼。此次小黄的满月酒，外婆从Z县县城乘车30分钟到M镇，送完礼后再乘车返回，单单车费便花了40元，加上500元的礼金，一次随礼便花费540元，加上5月的结婚随礼外婆为小黄的两次酒席共花费1080元。外婆如今仅在Z县县城中做卖菜、卖麻糖的小本买卖，风吹日晒一整天也不过赚几十元，1080元的随礼开销需要她忙活几十天才能挣来。当笔者问起为何要如此执着于这份规则，外婆的回答道尽了无奈：“你不给人家送礼，人家以后怎么可能给你帮忙。我年纪大了，等我走了，还得靠这些人情凑人抬上坡（传统的土葬，由亲属朋友驮着棺木到山上选定的墓地下葬）。”外婆的话也印证了乡村社会本就有着真实的互助需求，合理的人情往来本是支撑乡村生活的重要纽带，只是这份需求被少部分人的功利行为利用，又被跟风行为不断放大，最终让人情往来走向了异化。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种功利化的人情往来还暗藏着明显的不公，进一步加剧了其异化程度。少部分人频繁办酒、借机敛财，次次都能收获不菲的礼金，成为人情往来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有的人性格不喜张扬，或是因职业、家庭原因没有办酒席的由头，便只能一味地随礼，却没有机会收回这份人情，最终落得“亏了”的结果。这种不公让乡村人情失去了“礼尚往来”的对等性，也让乡人对人情往来的不满愈发强烈，但在集体跟风的氛围下又始终无法挣脱，只能被迫参与这场畸形的人情博弈。
乡村人情从合理的互助纽带异化为沉重的生活负担，根源是少部分人的功利化敛财行为，而熟人社会的跟风心理、乡土社会的互助传统被利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更是让这份异化不断加剧。乡村是封闭的熟人社会，“别人都这么做，我不做就会被孤立”的从众心理让一部分人的功利行为快速蔓延形成了“一人敛财，众人跟风”的恶性循环；而乡村社会本就有着“人情大于天”的互助传统，办酒席送礼本是攒人情、求互助的正常方式，这份淳朴的传统却被利用成为其敛财的借口；再加上农村养老、医疗、丧葬等社会保障体系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养老保险金额微薄、医疗报销比例有限、养老照料与丧葬事宜缺乏正式服务体系支撑，乡人不得不依靠人情网络寻求生存保障，这也让一部分人的功利行为有了可乘之机，让普通乡人即便承受着经济压力，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参与畸形的人情往来。
乡村人情往来的异化，既违背了乡村互助的本心，也加重了乡人的生活负担。治理这份畸形的人情风气，让人情往来回归原本的温情与合理成为当下农村发展的迫切需求。
第一点，制定乡规民约，规范酒席与随礼标准，从源头遏制功利敛财和盲目跟风。各村结合实际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共同商议制定乡规民约，明确合理办酒事由，剔除新房上梁、店铺开业等非必要名目，禁止一年内多次办酒；同时结合村民收入约定小额随礼标准，引导乡人回归“礼轻情意重”的本质，杜绝份子钱跟风上涨，鼓励以串门看望、赠送小礼物等方式替代高额随礼，让人情往来回归简单温暖。
第二点，发挥基层组织引导监督作用，打击不良办酒送礼行为。村委会作为乡规民约的执行者和监督者，要对村内办酒行为进行登记审核，及时劝阻违规办酒；对刻意敛财、多次办酒的村民予以批评教育和公示，倒逼其遵守规则。同时引导村民摒弃攀比心理，纠正打电话催人送礼、以礼金论人情的行为，明确人情的核心是心意与互助，而非物质排场。
第三点，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乡人对人情网络的过度依赖。乡村人情异化与社保缺位密切相关，乡人因养老、医疗、丧葬等后顾之忧，才不得不靠攒人情求互助。因此需提高农村养老保险金额、扩大医疗报销范围、完善养老照料服务，建立乡村丧葬互助服务队，让乡人在关键事宜上有正式保障，无需为寻求互助被迫参与畸形人情往来，为合理人情往来保驾护航。
这场冷清的满月酒是乡村人情异化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少部分人的功利敛财行为，再加上众人的跟风盲从，会让原本温暖的乡村人情变得冰冷而沉重。乡村社会本就有着重情重义、互帮互助的淳朴底色，合理的小金额人情往来始终是乡村社会的温暖纽带。治理乡村人情的异化，并非要否定人情往来的价值，而是要剔除功利的外衣、摒弃跟风攀比的陋习，让人情往来回归“轻礼重情”的本质，让这份淳朴的情感联结重新成为乡村生活的温情底色，而非压在乡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只有这样乡村的人情才能真正温暖人心，乡村的发展才能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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