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问题——

《生命树》中,博拉木拉究竟是应该先「发展经济」还是先「保护生态」?

就博拉木拉的条件看,应该先发展经济。

我不是否认环保的意义,而是因为博拉木拉太穷了,发展经济才是第一要务。

第一集就提到,巡山队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巡山队穷,因为玛治县很穷,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

即便在这种入不敷出的条件下,巡山队也不能拿到钱。

此外,玛治县的普通老百姓也很穷困,当地的女子甚至用不起卫生纸而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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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环境差,生活质量低下,巡山队想要保护藏羚羊,然而武器装备比盗猎贼差太多。

因此,巡山队的工作很被动。

我们知道,一张藏羚羊羊皮子卖价800美元。

这个细节其实也是在告诉观众,盗猎贼杀害藏羚羊,本质上也是踩法律红线摆脱贫困。

极度贫困,本身就是生态的敌人。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盗猎者当然是恶人,而他们的恶,恐怕也是贫困生活的风险套利。即便有法律的威慑,他们依旧愿意铤而走险。

我只追了十集《生命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呈现盗猎贼的B面?

就我的观看来说 ,《生命树》正邪对立,更像是一种简单粗暴的价值划分,先保护生态的是大好人,先发展经济的,则更像是坏人。

把先发展经济还是先保护生态作为道德问题,这是对贫困的误读,也让剧集不那么接地气。

是的,我总觉得《生命树》像极了新千年流行的那种伟光正国剧。

世道崩坏,人心浇漓,总有一帮有道德高光的人民良心力挽狂澜,沧海横流,凸显他们的英雄本色。

第十集,亏了几百万的投资商,被视为“最仁慈的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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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价值给的足,观众似乎也很感动。

商人看到后也会很感动吗?

那可是九十年代的几百万。

在1991年,北京人民大学教师王小波,拿到12.5万台币后,就有辞去教职当自由撰稿人的勇气了。

而一个想要投资发财的老板,因为看到多杰穷得只剩一身环保的情怀,就释然了。

这是不是太假了?

说到底,《生命树》的演员们演得很努力,但我总感觉不接地气,因为它把一个贫困之地的结构性困境,简化成了道德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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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和环保二选一,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选经济啊。

我们现在是吃饱穿暖,准备走向共同富裕了,自然更喜欢环保啊。

我没有去过90年代的玛治县,但我经历过2016年的北京,正是雾霾严重的时期。

此后北京的雾霾天越来越少,在2016年之前,北京不知道环保很重要吗?当年的首钢定在北京,很环保吗?

领导们肯定是知道的,然而,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起来,比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更重要而已。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路径都是: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追求生活品质,可持续发展。

就博拉木拉那种穷困之地谈环保,就相当于让一个没饭吃的人只吃有机产品,拒绝靠化肥农药长大的农产品一样荒谬。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这是不是适合博拉木拉呢?

不太适合。

因为西藏的生态更脆弱。

多杰也提到了,藏羚羊会有灭绝的风险。

我赞同先发展经济,但可以划定一部分区域,设立一个底线,用较小的环境代价,来赢得更多的机会。

只是在刷剧时,我不是特别理解剧集的逻辑。

第二集,他作为多杰的对立面,积极响应先发展经济。这段对话中,林培生多居右,多杰多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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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左右暗示话语权高低。简单讲,画面右侧往往是主导方,画面左侧,往往是边缘方、弱势方。

参与会议的书记,让大家投票表决,六人举手选发展经济。

到了第七集,多杰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否认了之前自己建立经济开发区的提议。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难度显然更大,而一直提倡发展经济的林培生,画面右侧的强者,被移到左侧,他成为对话中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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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直接给了多杰一个尝试的机会。

但这里的问题是,此时的多杰,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建立自然保护区所依赖的财政模型,他也没有,这位副县长只凭一腔热情,就能击败县长林培生,就能打动书记?

凭啥啊!

凭胡歌长得帅吗?